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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二人转以它为蓝本的艺术形式无论小品还是影视作品,都将东北方言带上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东北方言的语音特点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地域方言是全民语言在不同地域上的分支,不同汉语方言的词语,用汉字写下来,差别不算大,各方言区的人大体上能看得懂,如果念出来,语音差别很大,相互之间就很难听懂了。东北方言隶属官话方言的分支,地域上的接壤使得东北人的说话腔调接近 现代 汉语普通话,其他方言区的人大体上能够听明白,这就为近些年来东北方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提供了客观上的必要条件。同时,东北方言又不受普通话的“局限”,有其自己的语音特点,平直中有波澜,说话时尽显诙谐、幽默,加上赵本山、高秀敏、范伟等表演 艺术 家通过东北二人转、小品和影视作品等艺术形式的表现创作,将东北方言带上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形成了一场“东北方言热”。
东北方言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之一,从语言体系上讲,就是稍欠标准的普通话。东北方言的语音特点源于东北地区的人文差异和 自然 差异:满、蒙等少数民族的粗犷豪放 影响 了东北方言的形成;东北黑土地上丰肌醇厚的民风提供给东北方言豪迈的气质;气候的寒冷干燥感染了东北方言的粗豪风格。
经过对现有资料的阅读以及对东北方言的自我剖析,本文试通过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对比中,从声母、韵母、声调三个主要方面做出细致 分析 ,着重分析了东北方言的语音特点,并指出东北方言和现代汉语普通话之间对立统一关系。说明东北方言虽然在近年来很有“市场”,但是它永远不可能取代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
关键词:普通话;东北方言;语音特点
如果对当今 中国 的方言剧作一番比较,毫无疑问,东北二人转首当其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它为蓝本的艺术形式无论小品还是影视作品,都将东北方言带上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近年来,在央视播出的方言电视剧中,大多数是东北方言剧,而能够每年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的方言小品,也非东北方言莫属。东北方言剧的走红并非是偶然的。一大批走南闯北的东北艺人为东北方言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赵本山、高秀敏、范伟为代表的东北小品明星,又将东北方言搬上了影视屏幕,《刘老根》、《马大帅》都成为眼下数亿观众津津乐道的影视大餐,全中国也由此掀起了一场“东北方言热”。虽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低俗的东北方言歌曲和据此改编的flash动画,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都为对东北方言的 研究 和 发展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东北方言热”使我对我们东北人的共同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通过我对现有资料的阅读、以及对东北方言的自我剖析,我发现东北方言的语法系统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法系统差别不大,东北方言的词汇更是丰富多彩,不能穷举。因此,在这里我通过东北方言与普通话的对比,着重分析了东北方言的语音特点。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共同语。这里所说的“北方话”是狭义上的北方话,即华北方言。华北方言是北方方言次方言区。其中东北方言又是华北方言的六个土语群之一。可见,东北方言的语音特点与现行普通话的语音特点十分接近有着深刻的地域优越性,这也着实令我们东北人兴奋激动了一阵子,更成为南下打工的东北人的“一技之长”。
东北方言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之一,从语音体系上讲,就是普通话不过不够标准。其差别虽然细微,但也是成系统的,无论是语音上还是语感上,都有一定的特点。东北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声、韵、调方面,尤以声母最为严重,其次是声调,韵母 问题 较小些。大多数的差别富有 规律 性易于掌握,个别的差异是因东北人的长期使用而固定下来的,没有一般的规律可以遵循,只能死记硬背。
1. 从声母方面看东北方言的语音特点
1.1.平翘舌不分
这里所指的是z—zh c—ch s—sh 三组有对应关系的舌尖前音,又称平舌音。Zhchsh都是舌尖后音,又称翘舌音。在东北方言中,平舌音和翘舌音都有,只是在使用上与普通话体系不相一致。普通话中的翘舌音比较多,而东北方言中则是平舌音比较多。东北方言把普通话的绝大部分翘舌音都发成平舌音,又把普通话的平舌音都发成翘舌音。概括地看,就是表现为二者混用。在普通话中,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是很严格的。东北方言将其混用,能造成很多歧义,容易引起语音混乱,出现交际障碍,如:市长——司长、诗人——私人、主力——阻力、终止——宗旨等。
1.2.改换r声母
在东北方言中,有些地方的语音系统中几乎没有翘舌音声母r,普通话中的r声母音节分别被nl和y(零声母)声母取代了。n取代r只涉及一个字“扔(rēnɡ)”,l取代r的音节也不多,大都部分是r声母音节被y(零声母)音节取代的。东北方言区部分地方这种改换普通话r声母的现象是有一定规律可寻的,一般来说改换成n、l或y(零声母)这几个声母与韵母有关:普通话r与u、ui等韵母构成的音节,东北方言将r换成l,例如,儒生(rú)东北方言读儒生(lú)、花蕊(rǔi)东北方言读花蕊(lǔi);r与其它韵母构成的音节,r都被改换成y,例如,吵嚷(rǎnɡ)东北方言读吵嚷(yǎnɡ)、闷热(rè)东北方言读闷热(yè)、肥肉(ròu)东北方言读肥肉(yòu);当y遇到不能与之相拼和的韵母时,韵母则发生变化,例如,人民(rén)东北方言读人民(yín)。东北方言区没有r声母音节的地方虽然不多,但影响却很大,有些有r声母音节的地方也常常出现将r声母改换的问题。成系统的改换还比较容易纠正,个别音节的偶尔改换则就不容纠正了。
1.3.多加声母n
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绝大部分韵母是可以自成音节的,不用声母,所以称为零声母音节。只有-i(前)、-i(后)、onɡ、enɡ等4个韵母不能构成零声母音节。在东北方言区,有些地方零声母音节要少一些。普通话中的e、ɑi、ɑo、ou、ɑn、en、anɡ等7个开口称零声母音节,常常被加上个声母n,变成了n声母音节。例如,恶人(è)东北方言多读成恶人(nè)、癌症(ái)东北方言易读成癌症(nái)、棉袄(ǎo)东北方言中读棉袄(nǎo)、昂扬(ánɡ)东北方言读昂扬(nánɡ)等等,就连“俺(ǎn)”这个原产自东北方言的口语词也被东北人读成了nǎn。这类语音现象具有典型性。
1.4.个别字声母变换
在东北方言中,有些音节的声母发音与普通话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不是表现在一个音节对应的所有字上,而是反映在该音节所属的个别字上,有些甚至是个别字的个别词上。这类字往往都是一些常用字。东北方言对个别字声母的改换一方面是不成系统,另一方面是不严格对应,但也不是杂乱无章的。有些是将不送气声母发成送气声母,例如,同胞(bāo)东北方言读同胞(pāo);或将送气声母发成不送气声母,例如,扒手(pá)东北方言读扒手(bā);也有些是将擦音声母发成塞擦音声母,例如,机械(xiè)东北方言读机械(jiè);或将塞擦音声母发成塞音声母,例如,刹那(chà)东北方言读刹那(shà);或将塞擦音声母发成塞音声母,例如,解扣儿(jiě)东北方言读成解扣儿(ɡǎi);还有些是将塞音声母发成塞擦音声母,例如,来客了(kè)东北方言读来客了(qiě)。这类个别字声母改换问题,在东北方言区普遍存在,只是各地方所涉及的字的多少有些不同。
2.从韵母方面看东北方言的语音特点
在普通话音节的声、韵、调三大要素中,东北方言在韵母上同普通话比较产生的差异最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以e代o;二是iɑo代üe;三是多加鼻辅音nɡ;四是个别韵母变换。
2.1.以e代o的现象
在普通话中,双唇音声母和唇齿音声母直接与圆唇音的单韵母o相拼,不与扁唇的单韵母e相拼。而东北方言恰恰不是这样的,双唇音声母和唇齿音声母都只和e相拼,不和o相拼。东北人不习惯发圆唇音,甚至是把o给取消了,是东北方言语音特点中一个很普遍的特点。这种以e代o的现象是成系统出现的,而且是很显著的。
东北方言中没有bo、po、mo、fo音节,有的是be、pe、me、fe音节,例如,胳膊(bo)东北方言读胳膊(be)、衣服破了(pò)东北方言说成衣服破了(pè)、抚摩(mó)东北方言读抚摩(mē)、乐山大佛(fó)东北方言读乐山大佛(fé)。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普通话双唇音声母m可以和e相拼,就是在“什么”的“么”音节中可以与e相拼,构成轻音的me,而且这个音节只有这一个字。
2.2.以iɑo代üe的现象
东北方言区部分地方的语言系统中,少有或没有üe韵母音节,而是用iɑo韵母音节代替。由于普通话的普及使得这一特点在现在看来已经不是很突出了,只有一部分老年人体现的严重一些。就像我们在家里经常会听到隔辈人 教育 我们要“好好 学习 (xué)”,但是他们说出来的往往是“好好学习(xiáo)”,“学”这个字是最能体现出以iɑo代üe的这一特点的,此外常用的还有雀跃(yuè)东北方言一读成雀跃(yào)、疟疾(nüè)东北方言读疟疾(niào)、忽略(lüè)东北方言读忽略(liào)等等。由于普通话中üe韵母的音节本来就不多,加之普通话教育的开展东北方言的这一发音特点会逐渐消失的。
2.3.多加鼻韵母nɡ的现象
普通话中有一部分零声母音节,其中齐齿呼、合口呼和撮口呼音节规定了用y、w隔音的办法,而开口呼音节在发音时没有明显的辅音特性的起始方式,东北方言区部分地方习惯在这类音节前面增加一个明显的鼻辅音来起始。在东北方言区,除一部分人习惯在开口呼音节前加一个前鼻辅音n外,还有一部分人喜欢在这一类音节前加一个后鼻辅音nɡ。这一特点很难通过一个词或是一个短语做例子来解释,它是东北人在平时说话中时不时表现出来的,甚至在这句中有所体现,在别的语句中就不明显了。
2.4.个别字韵母变换
在东北方言中,有些音节的韵母发音与普通话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不是表现在一个音节对应的所有字上,而是反映在该音节所属的个别字上,有些甚至是个别字的个别词上,而不是反映在该音节的所有字上。东北方言相对于普通话在韵母方面的变换是有 规律 的,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什么规律的。
以ɑo带ou。东北方言中,双唇音和唇齿音声母b、p、m、f不与圆唇单韵母o相拼,由此,以o做韵腹的复韵母ou与双唇音声母和唇齿音声母相拼也为东北人所不习惯。于是,普通话中ou韵母与双唇音声母和唇齿音声母构成的音节在吉林话中就变成了ɑo韵母与双唇音声母和唇齿音声母构成的音节。例如:剖(pōu)东北方言读成pāo;谋(móu)东北方言读成máo;否(fǒu)东北方言读成fǎo。
丢掉韵头和改换韵头。普通话韵母可细分为韵头、韵腹和韵尾三部分。有的韵母三部分俱全,有的韵母只有其中的一部分。韵头是介于声母和韵母的主要元音(韵腹)之间的部分,所以又叫做介音。在普通话音节中可以用来充当韵头的有i、u、ü三个高元音。韵头的发音虽然较短促,但并不模糊,不是能忽略和改换的。而东北方言中,有些音节恰恰是把普通话音节的韵头丢掉或改换了。这种情况在东北方言区并不普遍存在,但却比较典型。例如:温暖(nuǎn)东北方言丢掉了韵头读温暖(nǎn);产卵(luǎn)东北方言丢掉了韵头读产卵(lǎn);挑衅(xìn)东北方言中改换韵头i为ü,读为挑衅(xùn)。
其他类型的韵母变换。还有一些字的韵母对于普通话韵母发生变换,但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是由于长时间的习惯性使用而固定下来的,甚至有的字词是随意而言的。例如,剥皮(bāo)东北方言读剥皮(bē);胳臂(bEi)东北方言读胳臂(bo);厉害(lì)东北方言读厉害(liè);塑料(sù)东北方言读塑料(suò);干啥(ɡànshá)东北方言读干啥(ɡàhá),等等。以上这些字词的改读从普通话读音的角度来看就是错读,但在东北方言口语的实际 应用 中是广泛被人民大众所使用的,这是经过 历史 的沿袭而日渐稳定下来的方言读法。
3.从声调方面看东北方言的语音特点
我们说话时,音节总是有些或升或降或平或曲的变化,这种贯穿整个音节的高低升降变化就是声调。声调是音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音节它可以没有声母、韵头和韵尾,却不能没有声调和韵腹。声调也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东北方言的声调和普通话音节的声调作用相同,调值系统也相同,其差别主要表现在调类的调值不尽相同和一部分字的调类不同。
3.1.调值不到位
与普通话相比,东北方言说出来显得平淡、含混,不够响亮、清晰,听起来缺乏起伏变化,不富抑扬顿挫。这种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调值不到位造成的。
东北方言声调调值的基本形状与普通话声调相同,但每类声调的起止点却不同。普通话的阴平是高而平的“55”调值,东北方言的阴平调值一般只相当于“44”度;普通话的阳平是高升的“35”调值,东北方言的阳平调值一般只相当于“24”度;普通话的上声是低降升的“214”调值,东北方言的上声调值一般只相当于“213”度;普通话的去声是全降的“51”调值,东北方言的去声调值一般只相当于“42”度。总体看来,东北人说话有点高低、升降、长短不分明。
3.2.字调不一致
东北方言与 现代 汉语普通话除了在调值上存在差异,有一部分字的“调”也不一样,这就不仅是调值不足或太过的差别了,而是一种声调的改读:
普通话是阴平,东北方言是阳平。例如,剽窃(piāo)东北方言读成剽窃(piáo);普通话是阴平,东北方言是上声。例如,泼辣(pō)东北方言读成泼辣(pě);普通话是阴平,东北方言是去声。例如,氛围(fēn)东北方言读成氛围(fèn);普通话是阳平,东北方言是阴平。例如,猫腰(máo)东北方言读成猫腰(māo);普通话是阳平,东北方言是上声。例如,符合(fú)东北方言读成符合(fǔ);普通话是阳平,东北方言是去声。例如,愉快(yú)东北方言读成愉快(yù);普通话是上声,东北方言是阴平。例如,悄然(qiǎo)东北方言读成悄然(qiāo);普通话是上声,东北方言是阳平。例如,请贴(tiě)东北方言读成请贴(tiē);普通话是上声,东北方言是去声。例如,可恶(kě)东北方言读成可恶(ké);普通话是去声,东北方言是阴平。例如,卑鄙(bǐ)东北方言读成卑鄙(bì);普通话是去声,东北方言是阳平。例如,瞭望(liào)东北方言读成瞭望(liáo);普通话是去声,东北方言是上声。例如,开辟(pì)东北方言读成开辟(pǐ)。
狭义上的方言就是全民语言在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所以,东北方言的以上语音特点又与 中国 人性格的地区差异有关,性格差异无非源于地区的人文差异和 自然 差异。人文方面,东北曾是满人等少数民族崛起的地方,少数民族的粗犷豪放 影响 了这里的人民,他们继承了东北土著居民粗放的血统。自然方面,这里是中国最北的地域,冬季蒙古西伯利亚冷空气在这里横冲直撞,气候恶劣,东北人坐在火炕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暴躁、干脆、粗放的语言也不足怪了。东北方言不讲平仄,语调中缺少抑扬顿挫,起伏变化不大,这也与东北人不拘小节、淡然处世的性格有关。
中国自古就是泱泱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进入封建 社会 后, 经济 上、 政治 上都不能保持统一的局面,这就在地域上形成分化,各地区使用的本来相同的语言,共同点不断减少,不同点不断增加,于是共同语就在各个地区形成了变体,出现了方言。汉语方言形成以后,社会仍然处于不充分统一的状态中,方言就一方面保持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又服从汉语共同语的发展 趋势,东北方言也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规律发展着。汉语方言的划分是根据语音上的几个重要的特点进行的,东北方言是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尽管这些年来东北方言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很广,影响也很大,甚至有很多吴、粤、湘、赣、闽方言区的人也有意识地 学习 东北方言、说东北方言,甚至把学说东北方言当成是一种 时尚 ,但是,这场“东北方言热”是媒体宣传、演员演绎、人们喜爱的结果,而不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造成的语言统一。
本文之前大篇幅阐述东北方言的语音特点,就是要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形成比较,揭示两者语言上的显著差异,来说明东北方言虽然在近年来很有“市场”,但是它永远不可能取代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一方面,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这与北京自古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密不可分的,而东北一直是中国比较落后的地区;另一方面,解放后,党和政府为适应全国的空前统一大力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向统一方向发展,而东北方言只是在 艺术 家们的创作下得到的短暂繁荣。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不能用人为的力量消灭的,它只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逐步缩小自己的作用,最后趋向消亡。 研究 方言,找出方言与普通话的异同,不但对推广普通话有重要意义,而且为研究汉语言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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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人们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要求在逐渐提高,上市公司应该提供能够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会计报表,从而使得投资者及其他报表使用者能够了解到真实的会计信息。应收账款与利润质量联系密切,应收账款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辽宁省上市公司应收账款的特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三角债问题一直是困扰国有企业发展的难题之一,上市公司也不例外,我们一般把企业因销售产品、商品或提供劳务而形成的债权称为应收账款,本文只研究上市公司由于赊销而产生的赊销――应收账款,而不讨论因短、长期融资等产生的债权。
关键词:上市公司;特点分析;应收账款
本文仅以2014年度辽宁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包括的共56家,可准确收集到数据的有55家,本钢板材除外),研究结果分述于下文。
从股市公布的辽宁省2014年度财务报告的(可收集到数据的有53家,即除去亿城股份和大连亚圣两家没公布的)上市公司来看,超过11亿元(锌业股份),占样本总数的11.04%,超过亿元有25家占样本总个数的45.45%,与2001年比应收账款增幅超过100%的有7家占样本总个数的13.21%,其中超过200%的有3家占样本总个数的5.66%,这些惊人的数字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1.1应收账款大幅增长,超过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速度
2014年辽宁省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平均增幅达16.82%,而同期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幅仅为8.16%。从分行业情况来看,应收账款增长最多的是服务业类上市公司,平均增长52.39%,这恐怕是由于服务行业内竞争激烈,国际竞争国内化,行业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服务类企业为了增大账面利润不惜大幅赊销的缘故。仅次的是造纸业50.20%,因仅此金城股份一家不能代表此行业。并不是所有行业的应收账款都在增长,相反化工业、金融业、建筑业在下降,分别平均下降为26.01%,9.77%,9.507%,这说明个别行业在资金周转方面还比较正常,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1.2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过大
55家上市公司中有3家其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超过100%,环保股份达到2162.70%,其他2家为鞍山信托(651.50%)和ST鞍合成(102.38%),这些惊人的数字表明这些公司的账面利润是靠赊销而来的,这也说明这些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是比较差的。从总体上看,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平均高达78.63%,即每销售1元的产品就有约79元是赊销的,这无疑是很可怕的,长此以往,公司的资金周转势必呆滞,不利于整个公司的运转,形成恶性循环。从行业来看,建筑业的平均值最大为1112.34%,这可能是由该类行业的经营周期比较长所致。
1.3其他非统计性特点分析
应收账款存在账龄老化问题比较严重,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大;坏账准备提取的比率适中,说明审慎性原则有所加强;关联交易中应收账款发生额较大,利润操纵迹象比较显著。
应收账款周转率是为了用来反映出企业在指定的一个周期内收回赊销款项能力的指标,它指某一会计期间的赊销净额与应收账款的全年平均余额的比率关系。本文试图对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流动比率及反映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2.1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来源为2013年(对比样本)和2014年(所选样本)的53家公司,选择的指标为流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增长率这三项重要指标。但需要说明的是:
(1)由于从公开的信息我们无法得到上市公司的年度赊销净额 ,因此用年度销售净额代替赊销净额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
(2)由于数据收集与计算工作量繁重 ,我们仅根据 2013年度、
2014年度第三季度的数据进行分析(查此资料时,由于大部分的年报并未报出,所以采用了最近一期的数据用来分析,但这对实证研究的结果影响不大,即所有数据都采用第三季度的,体现了可比性)
2.2实证检验结果
数据处理结果见表 1和表 2。从表 2可以看出 ,应收账款周转率与流动比率 2013年与 2014年相关系数的 t值检验都很显著 ,这说明应收账款周转率能有效地解释流动比率的变化,但回归方程的测定系数 R2仅为 0. 017和 0. 00,这表明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是很低的。从完全 F-检验来看 , F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为 0.347和 0.932,这表明回归模型的总体线性关系并不显著。因此我们可以说 ,仅从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大小来判断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高低是不确切的 ,要准确说明一家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还须结合其他指标综合解释。
3.1结论
第一,我国上市公司在应收账款的管理工作上做得不到位,应收账款在不断增加,账龄有老龄化的趋势。
第二,我国上市公司有着利用应收账款进行利润操作、掩饰表面盈利的情况。
第三,我国上市公司在整体的盈利质量上还比较低,难以将盈利保持长久,产生利润较高的业务占比较少。
第四,我们难以充分利用应收账款周期率的大小衡量出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企业管理者能力的好坏。
3.2政策建议
第一,尽快对“具体会计准则――应收款项”进行加强和完善,引导和鼓励各个企业采用账龄分析的办法,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允许其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并对坏账损失的界定进行完善和修改。
第二,对发展健康、信用较良好的企业,商业银行应对其应收账款予以贴现或抵押。建立和完善应收账款的中介机构,积极开展应收账款让受和应收账款担保借款。
第三,证券监管部门需要加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力度,与此同时,财政部门需要结合实际出台与之相关的准则和规范,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发展的特点,进而建立和完善出一套操作性较强、与我国上市公司发展情况相适应的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同时还需要充分重视重大关联交易审计工作,加强审计力度,以提升关联交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让关联交易的披露能够步入正确的轨道。
第四,对上市公司申请配股的相关条件作出适当的修改,对不合理之处作出相应改革,避免部分上市公司配股圈钱,为投资者的利益提供更多的保障。
[1] 孙启慧.供应链金融下我国应收账款融资风险及防范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5(7).
[2] 许浒.浅析民营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J]经营管理者,2015(6).
辽宁省上市公司应收账款的特点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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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亚洲的发达国家,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模式被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根据2014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报告,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2] 也是亚洲重要的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3] 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之一,也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英联邦(The Commonwealth)以及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加坡国家治理的特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从分析西方殖民主义之后非西方国家国家能力低下的原因入手,提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具备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三个基本要素。在福山看来,政治发展顺序非常重要,在进入现代化转型之后,应首先建立强势政府而非民主制度,在尚未建立有效统治能力之前就推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会遭受失败,在此之后才能有民主问责。其实福山的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已为后发展国家尤其是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所印证。
新加坡是一种强国家治理模式,一党长期执政,以现代法治来维持政治秩序,政府高效而廉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政府的规模并不大,并发展了与多元化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当前新加坡人均 GDP 已达 5.5 万美元,超过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是后发展国家中最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
新加坡是一个面积仅有 718.3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 550 万的城市国家。但是统计数据显示,在人口规模和地域面积与之相当的中国城市中,政府机构的规模要比新加坡大得多。
新加坡只设有中央政府,没有地方政府,是一级政府的行政组织构造,其中内阁各部 16 个,法定机构 40 个左右,这其中还有近 20 个相当于中国的行业协会。以与新加坡城市面积和城市居民规模相当的中国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例,中国是市-区-街道三级政府结构,不但市一级政府设有直属的政府分支机构--局、委、办,而且还有区一级政府及其分支机构--局、委、办。中国省会城市平均人口约为 654 万人,[1]较大城市下辖的区平均人口约为 117 万,省会城市人口规模与新加坡几乎没有什么差距。因为新加坡的流动人口要远远多于中国的省会城市,但中国省会城市的政府行政机构却远远多于新加坡,市一级的政府机构平均约有 60 个左右,[2]此外每个区政府的行政机构设置平均也达到近 42 个,[3]加上每个省会城市平均 8 个区,这样一来,中国省会城市的政府机构比新加坡要多5 倍以上。[4]这还没有把街道一级行政组织和党的专职机构统计进去 ( 新加坡除党的中央总部外,没有专设的党的分支机构 )。
新加坡政府的行政层级少,机构规模小,这使得政治输出和输入直接而通畅,较少会产生政策扭曲的现象,因此政府的治理工作就相对简单。而中国省会城市政府的层级和机构都人为地增加了,政府规模过于庞大,这使得政治输出和输入呈现出间接性和重复性,受到多重干扰,从而导致政策扭曲和行政效率低下。从新加坡的情况来看,保持一个主导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强政府并不一定要保留庞大的政府机构。
虽然中新两国都是一种强政府体制,但是与新加坡这样的现代化城市相比,作为中国城市治理主体的政府机构显得颇为臃肿庞杂、职责不清和人浮于事。多设置一个政府分支机构就要多分得一份权力,权力过小它就会去争取权力,同时这也会导致政府机构的功能和权力重叠,降低政府效率。权力的运作是依托于成本的支撑,政府机构设置的增加,必然会因之而增加相应的职位,这就需要依靠更多的税收来支付行政成本。更严重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官僚机构本身会形成一种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维护、巩固和扩展自身利益,阻碍改革的顺利推进。“过大的政府权力会过多地干预市场,这是阻碍改革的重要因素。”[5]
进行合理的制度和功能设计是保证政府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在制度和功能设计上,新加坡政府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行政机构 , 即 16 个部 ;另一类是法定局,隶属于某一个部。
法定机构以经营为主 , 同时承担着一定的政府和行业管理职能 , 它们在法律范围内拥有较大的自主权。我们可以新加坡的住屋发展局和人民协会为例。前者因新加坡较好地解决了民众的住房问题而闻名于世。它承担着改善民众住房的任务,一方面享受政府或国家法令提供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在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下,不但加速推动了住房建设,而且使其因市场机制的引入有较充足的资金保证。人民协会是政府管理社会基层组织的机构,负有一定的行政职能 ;但是它不是进行全面的行政管理,而是对基层社会组织进行指导,促进它们发挥一定的自治性,履行一定的治理社会的职能。由此看来,法定机构这种半政府性半企业或半社会性的管理机构,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是把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本该由政府掌握的一些权力和职能让渡给了市场或社会。两者都较好地体现了在政府主导下政府与市场或社会的有效结合。
从新加坡的经验来看,简政放权是要把保持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结合起来,它并不意味要放弃政府的主导作用。
新加坡的政府机构简单而高效,与它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不无关系。为了适应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新加坡政府提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互赖式治理”的方针,以建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改革传统的由政府单独治理的方式。由此,新加坡政府对社会组织越来越持开放的态度,大力培育和创建社团组织,以实现政府与社会的“互赖式治理”.新加坡社会组织的发展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创建的,这种是半政府半民间性质的,如人民协会领导下的居民委员会,还有早期的民众联络所等。它的功能是贯彻政府的方针,组织民众活动,沟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由于这种社会组织的领导成员并不是专职的,因此,他们并不总是政府的代言人,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政府对这种社团组织给予一定的资金和人才支持,也适度干预其人事安排。以新加坡最大的三个社会组织为例,人民协会是法定机构,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由政府早年创建,居民委员会则是在政府的鼓励下创建的。这些社会组织遍布新加坡城市基层社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应该说,这类社会组织的特点就是它的半政府性和半民间性,它不像多数强政府或威权主义国家那样,完全由政府来控制社会组织,而是有其民间特性,即民众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这些组织的作用。
社会组织建立的另一种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也即由民间自发组织的。
近十几年来,新加坡的非政府组织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企业和企业组织的自由度很大。在近年来的多次国际经济自由度排名中,新加坡都位列世界第二名。社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不仅调动了它们的积极性,也弥补了政府的不足,尤其是社会组织多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运作的,不会产生不必要的浪费。
在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低估,这是保证其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一般来说,威权主义国家都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诸多限制,这就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疏离和不信任,导致二者无法协作开展“互赖式治理”.这在传统的体制中有其合理性,但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发展起来后就会削弱国家的治理能力。对此,新加坡的经验是在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培育一批具有实际办事能力的社会公益组织和社团,授予它们在特定领域的优先代表权,政府在经费上给予适度支持。
同时,为保障社会组织能够按照政府的政策行事,要保证政府在社团领导人的构成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在社会组织的协助下,政府的简政放权不仅不会导致治理能力的弱化,反而可以在不增设新的政府机构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治理。采取这种“互赖式治理”模式有助于消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感,拉近二者的距离,构建合作式治理格局。社会组织能够在国家的监管和指导之下逐步发育成长,政府也能在社会整合的同时,保持其自主性,增强执政效率,进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其法治建设成功的基本经验现在仍值得我们重视 :
一是国家发展战略能否尽快地完成从革命斗争向现代化建设的转变,对现代法治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很多后发展国家的执政党和领导人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缺乏对政治形势和国家主要任务的正确判断,致使国家长期陷入民族斗争或阶级斗争的人为争斗之中,没有完成从革命斗争向现代化的转型,主观地把政治和法律分为不同阶级性质的,以革命法规、民族法规甚至宗教法规替代现代法律原则,这就很难有效地进行现代法治建设。
二是相对于成熟民主体制的法治建设主要依赖于政治制度和公民监督而言,后发展国家的法治建设则要处理好领导者个人的作用、党内制约机制与司法制度的相对独立性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后发展国家在独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家领袖个人以及政治精英的作用很大,这是由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政治体制特征所决定的。充分发挥领袖个人和领导集团的作用是否有利于现代法治建设,要看领袖个人及领导集团是否具有现代意识和明确的现代化导向。如果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和现代法治意识,则他们通过强力手段建立起的国家秩序会成为现代法治建设的基础和前提 ;如果他们缺乏现代化导向,则他们通过强力手段所建立的国家秩序会成为传统的集权主义政治的基础。当然,对于这一时期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其现代化导向与传统的政治观念兼而有之,主要是强弱之间的差距,因而他们所建立的秩序中的现代性也主要是强弱之间的差距。
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新加坡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尤其是李光耀本人把传统与现代性较好地结合了起来。具体来说,就是从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出发,利用国家权力来建立国家秩序并进而推进现代法治建设。在建立国家秩序的阶段,国家的强力和政治领袖的“人治”起了重要作用。
尽管李光耀有西方法学的背景和明确的法治意识,但新加坡的政治现实使他认识到政治手段和领袖的个人魅力是建立国家秩序和推进法治建设的前提条件。因此,他在进行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治斗争时,一方面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打击反对派和社会不稳定势力 ;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依法行事,运用媒体保持一定程度的行动公开性和透明性,通过司法程序保持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在政治形势稳定后,则积极地进行现代法治建设,而不是像很多后发展国家那样在这一时期仍然坚持革命法规。
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如果过于依赖领袖个人进行法治建设,那么其偶然性很大。也就是说,如果换了一个不那么懂法和执法不那么坚决的领导人,它的法治建设就很可能前功尽弃。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亦曾是新加坡领导人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这种看法也并不全面,现在看来,在一党长期执政的体制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新加坡它对高层领导人的制约机制已经建立起来,其司法的独立性已经越来越大。过去,除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最高层对法院有实际的控制权外,其他人并不能凌驾于法院之上。
而在近 20 年来,司法部门的独立性越来越大,执政党的领导人并不能随意对司法进行干预。加之政治透明度越来越高,反对党、媒体和公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越来越有力,因而其法治建设的成果不可能由于一党长期执政或领袖个人的更替而被破坏。
新加坡独立 50 年来,在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反对党和社会组织都有较大的发展,在大选中形成了有效竞争的局面。应该说,新加坡之所以发展的好,与执政党在民主的竞争环境中不断改进自己的执政方式不无关系。新加坡民主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从新加坡的情况可以看到,在一党长期执政的环境中不意味着民主政治不能适度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在现代社会中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新加坡就是在一党长期执政的环境中培育了民主的机制和现代法治建设。
按照经典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权力监督只有在多元民主政体下才能建成,因为这是保证有效监督的制度前提。这并没有错,在一些国家的政治实践中也得到了证实,但这不意味着它适用于所有的政治现实,尤其是我们不应忽视或否定人们主观上对善的追求。从政治哲学上看,这一理论是依靠制度对人的“恶”的本性进行制约,在现实中视官员具有无限的权力扩张欲望,而弱化了道德的自律性。
但在人的素质提高和政治发展的今天,道德自律已经越来越强。这表现在当今的政治发展中,一些一党长期执政的一元体制力图在政治体制中建立起完善的民主监督机制,在一党长期执政的体制中发展出越来越高的多元性或民主。因此,在这些体制中不但非制度化的主体自觉的监督越来越有效,而且制度化的监督也被建立起来。尤其重要的是,执政者的改革意识和民主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他们会主动地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看到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多元民主体制内人们则在考虑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以及有效地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出现了威权体制内人们更多地强调民主,而民主体制内人们更多地强调秩序的现象。实际上,绝对意义上的权力制衡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人们对权力制约抱持的一种理想。即使在西方多元体制中,权力制衡也不能过于严密。因为权力制衡与效率经常表现出矛盾的一面,过度的权力制衡会损害执政效率包括法律运作的效率。由此看来,要想保证政府运作的效率,就要给政府一定的独立的、不受约束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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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艺术是群体意识的集中表现,它所展示出来是一种和谐的美,合唱艺术是一种精神文明,它所诉说的是人类心灵的感叹。合唱艺术美学是隶属于美学之中的一门学科,而演唱形式作为合唱艺术的重要分支,在美学理论上有着很大的研究必要。本文是针对合唱艺术演唱形式的研究。同时,对合唱艺术审美功能的研究,有利于人们通过对审美能力的提高,促进人类整体素质的提升,从而使社会得到整体进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歌剧合唱的艺术特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歌剧同合唱这两种重要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对于西方艺术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多个声部构成的合唱艺术是声乐艺术最高级的形式,它拥有极丰富的表现力及人声最广阔的音域。歌剧艺术同合唱艺术之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本文结合歌剧合唱的发展脉络及合唱的类型,总结并分析了歌剧合唱的艺术特点。
关键词:歌剧 歌剧合唱 艺术特点
在西方合唱艺术的发展上,除教会音乐外,17世纪后兴起的歌剧艺术,对于合唱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合唱是歌剧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来反映群体的思想、感情,有极强的戏剧效果。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合唱以音域宽广、音色丰富、力度变化大、音响层次多、表现力强而有其相对独立的形式美感,世界最著名的经典歌剧合唱,曲目丰富,跨度很长,从莫扎特到比才,从柴科夫斯基到穆索尔斯基,再从瓦格纳到威尔第,众多优秀的大师谱写了一曲曲深沉优美的歌剧合唱作品。
(一)古代希腊悲剧中的合唱
古希腊人在日常的敬神仪式中广泛使用音乐,如合唱形式的太阳神颂歌、酒神颂歌等。公元前6世纪,在酒神节上演唱的酒神颂歌开始增加了戏剧表演的成分,出现了一种融戏剧、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古希腊悲剧。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可以了解到合唱当时已经成为了古代希腊悲剧的重要组成元素,从古希腊历史遗存的音乐有关的残篇中就有相传是欧里庇得斯的希腊悲剧《俄瑞斯忒斯》中的合唱片段。在古希腊悲剧蓬勃发展时期,剧中的合唱队也一度由富裕公民竞相出钱资助。
(二)巴洛克早期歌剧中的合唱
在古希腊古罗马之后的中世纪时期,格里高利圣咏是教会音乐的核心,9世纪之后又在丰富仪式圣咏的过程中产生了复调音乐形式的奥尔加农、记叙咏等,这类复调的合唱音乐形式一直持续到14世纪。在合唱和戏剧结合的类型下,各种描绘教会文化、故事内容的宗教戏剧纷纷产生,宣扬传道、讲道等内容,配合人物丰富的表演,使得该种形式极为盛行。在文艺复兴时期,以世俗内容为主的田园剧、幕间剧等艺术形式成为戏剧的主导,音乐并不是主要因素,合唱的内容往往较为简单。其后的巴洛克时代,人们将歌剧称为用音乐表演的戏剧。
(三)古典主义早期歌剧中的合唱
18世纪中下叶被称为歌剧的黑暗时代,意大利正歌剧开始走下坡路并日趋僵化,演员表演常常脱离戏剧本身炫耀卖弄歌唱的高超技巧,合唱与重唱的内容逐步减少。德国作曲家格鲁克对歌剧进行了改革,他认为音乐应服从戏剧的表情要求。约束打断音乐和诗意发展的插段及破坏戏剧连续性的返始咏叹调,他减弱了咏叹调和花腔,调整了咏叹调和宣叙调之间的比例,创作了宣叙调、咏叹调及合唱相互交替的场面,重新恢复了合唱在歌剧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和解观念与终曲合唱
随着欧洲社会的中产阶级崛起,在思想上也带来了新的和解观念启蒙,更多的朴素、自然的思想被融入到文艺创作中来。使得平面化的歌剧叙事变得更加立体,直线式的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在莫扎特创作的《费加罗的婚礼》终场,所有人物都是在欢快的合唱中落幕,这种戏剧的矛盾冲突在终场以和解的方式解决,构成了一种喜剧的结局效果。受到莫扎特的影响,很多歌剧以这样的形式为结局,但是和解观念产生出的歌剧终曲合唱有时也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故事结尾都能自然地衔接,反而成为了一种时期的创作惯例。
(五)歌剧合唱的高峰
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音乐进入浪漫时期,歌剧艺术中的浪漫主义应运而生。德国瓦格纳所创作的乐剧将歌剧分曲结构打破,使得每一幕的音乐连续不断,将独唱、重唱、合唱常常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割,乐队同声乐在整个表演中的地位同等重要。瓦格纳延续了格鲁克的歌剧改革,继承了莫扎特、韦伯确立的德国民族歌剧传统,这一时期的歌剧合唱,在创作理念和作品形式上也有了重大的突破,使合唱的戏剧性功能无限丰富和灵活多变。
(一)合唱的形式
歌剧中的合唱是烘托剧情气氛、推动戏剧高潮的主要手段,一般用群体性的场面来表现。类型主要有童声合唱、男声合唱、女声合唱和混声合唱四大类。
1.童声合唱
在歌剧舞台上,童声是风俗性场景不可或缺的独特因素,起着活跃舞台氛围的重要作用,许多歌剧在风俗性场景的描绘中都运用童声合唱来表现。在《卡门》第一幕中,童声合唱的《街头少年之歌》向听众展示了塞维利亚的广场上,远处传来阵阵军号的声音,在进行曲的伴奏下,活泼、顽皮的孩子们模仿着士兵们的换岗仪式,有模有样地操练着,表现了街头儿童的天真与可爱。
2.男声合唱
男声合唱一般由男声高音部以及男声的低音部共同构成,男高音一般有戏剧性和抒情性之分,抒情男高音声音优美柔和,富于歌唱性,戏剧男高音声音雄壮有力,所以高声部在音质上能发挥出刚柔兼备的效果。
男低音声部音色庄重深沉、铿锵有力,在歌剧中常常被塑造成年长、稳重的角色。在歌剧《浮士德》第四幕第三场中,男声四部合唱了《士兵合唱》,表现了士兵们从前线归来充满悲壮及喜悦的心情,从悲壮到喜悦,将复杂的士兵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
3.女声合唱
女声合唱是由女声的高音部和女声的低音部共同构成,女高音音色华丽、柔美、清朗,在抒情方面具有优势,女低音部音色饱满、朴实,在表达深沉、温和方面比较擅长。歌剧《伊戈尔王》的第二幕,两个声部的女声合唱《波洛维茨少女合唱》是展示的一种少女们抒发思乡之情的作品,女高音部音色清亮,充满了对于家乡的向往,女低音部唱词相同,但是音色上使音乐更加充满深思。
4.混声合唱
混声合唱是将男声、女声和童声结合起来的一种合唱方法,较为常见的是男声同女声结合的形式。在混声合唱中,合唱的音域更为宽广,音色丰富、优美,音响层次丰满,艺术表现力强,能够演唱各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合唱作品,准确生动地塑造各类音乐形象、表达思想感情。 (二)歌剧中的多声部形式
1.独唱与合唱
独唱与合唱的结合是声乐织体交置形式中最普遍的形式,可以使主要角色与由合唱构成的背景完美结合。这种声乐表现形式在歌剧中的运用比较广泛,最早可以追溯到巴洛克早期,歌剧《奥菲欧》中就出现了独唱与合唱交替,此后众多的歌剧都广泛运用这种形式。
2.重唱与合唱
在歌剧发展的高潮或者歌剧的终曲经常会有重唱与合唱的结合,这样的结构设计可以同时刻画多重人物形象,将不同人物以及合唱群体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其中,二重唱同合唱交织起来的情况最为多见,用来表现两个不同人物之间的应答调和色彩。
3.独唱、重唱与合唱
在歌剧音乐中,独唱、重唱与合唱多种声乐形式的交叉,构成多重声部的交响,可以扩展音乐的表现力,是歌剧中戏剧表现最丰富、最立体的形式,作曲家在创作中精心地谋篇布局,巧妙地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在戏剧的进行中区分开来,又不失逻辑,在协调一致的风格中获得戏剧效果。
4.多重合唱
在歌剧中,经常可以看到两组甚至三组人群合唱的组合形式,比如歌剧《卡门》第一幕中,女声合唱《烟厂女工们的纷争》等。根据歌剧情节发展的需要,作曲家即可运用相同或相似的音乐风格和主题来构成一种同步合唱,亦可呈现不同的音乐风格和主题来构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使歌剧音乐在动态的发展中不断深入,既丰富了音响层次,又扩展了戏剧效果。
(一)群体角色的表演
歌剧合唱同其他的艺术合唱在表现形式上最具区别的是需要将肢体表演同演唱相结合起来。角色的扮演并非只在歌剧中出现,早在巴洛克及更早的时期,合唱就已经可以担任剧中角色的任务,但当时的角色并不是同歌剧一样加入肢体表演,只有歌剧中的合唱才需要两者兼备。歌剧合唱角色的塑造,必须要结合人物戏份作为标准。例如男声合唱在扮演农夫时一定要比皇家侍卫在音乐气质上更柔和,女声合唱扮演的吉普赛女郎一定要比村姑热辣,这些都是在合唱角色塑造时不可分割的。
任何的舞台艺术,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表演艺术形式。在任务角色塑造的戏剧表演上,就更要求演员的表演能力,在歌剧的合唱上也是如此。歌剧在诞生之初到现在,一直是通过歌唱扮演来实现歌剧中的丰富表现。歌剧的演唱者要认识到,除了对于角色音色上的形象塑造外,在人物的肢体语言和形象的塑造上也是不可缺少的,更是不可分离的。
(二)乐队伴奏的交响化合唱
歌剧诞生于巴洛克时期,与当时器乐音乐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巴洛克早期的器乐音乐发展迅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势头,产生了不少新的体裁。同时,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兴起和科技的大力发展,这一时期的乐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乐器的日益完善,对器乐音乐的创作和演奏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器乐艺术的发展使得歌剧伴奏乐队规模和功能得以加强,也更加拓展了歌剧表演的丰富性和戏剧表现力。
随着歌剧伴奏乐队建制规模的极大扩展,宽广的音乐不仅增强了合唱的表现力,还在描绘场景、刻画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参与戏剧情节的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器乐同声乐相结合能够更容易地传达文化内涵和情感思想,使得本来具体的文字或语言形象更为生动,更富有表现力,柴可夫斯基歌剧《叶普盖尼?奥涅金》第二幕第一场中,在合唱的结尾,作曲家利用圆号、长号等管弦乐器同合唱声部的欢快情绪结合,使得音乐整体听上去激昂澎湃,但是却又很好地描绘了俄罗斯贵族舞会的华丽场面。
(三)不可替代的群体性功能
歌剧中的合唱具有很强的戏剧功能,形象塑造是歌剧中合唱的戏剧功能之一,在群体性功能塑造方面,具有独唱、重唱等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取代的优势。
作为群体形象的合唱,承担着特殊的叙事作用,在《纳布科》第一幕第一曲《节日的礼服满是皱褶》中,歌剧巧妙地以开场合唱交代了公元前巴比伦的战争场面;参与评论戏剧也是合唱担任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唐?乔凡尼》第二幕《罪有应得》,众人合唱出了坏人罪有应得后快乐的场面;在抒发群体感情上,《乡村骑士》中的合唱通过不同的节拍和音调,描绘了意大利的乡村村民赞美清晨,赞美春光的快乐心情;合唱还具有制造戏剧冲突、直接参与戏剧的发展的作用,《西西里晚祷》第一幕,法国士兵同西西里市民的混声合唱交融在一起,歌剧中的两个不同形象通过合唱来制造矛盾就是最好的例证。
音乐艺术载体中,歌剧艺术无疑是最为全面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歌剧同合唱这两种重要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对于西方艺术音乐的发展更是起到深远的影响。随着合唱在歌剧中的地位被广泛认同,歌剧合唱也展示出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魅力。所以,只有深刻认识到歌剧整体的艺术特点,才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歌剧中合唱的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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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属意识形态的范畴,但它又要通过企业或职工的行为和外部形态表现出来,这就容易形成表里不一致的现象。建设企业文化必须首先从职工的思想观念入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防止搞形式主义,言行不一。形式主义不仅不能建设好企业文化,而且是对企业文化概念的歪曲。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企业文化管理若干问题的分析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于企业文化管理若干问题的分析全文如下:
企业精神是一种看不到的企业文化,它在无形中升华了企业的形象,是企业追求成功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只有有了正确的企业精神,企业在解决各种问题时才能有正确的心态和方法,企业管理才能真正达到自由发挥的程度,才能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企业精神不是空喊口号,它是对企业的责任感、使命感的一种最真实的表达。企业精神是形成企业文化的前提,一个有自己特色的企业精神,足以成为企业成功的精神支柱。企业的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精神,企业应该通过自己独特的企业价值观凸显自己的风格,从而塑造自身的企业精神。作为企业文化核心发展的对象,更应结合企业自身的情况,不断提升企业个人及整体的精神文化。本文基于这一背景,现将企业文化的几方面内容作如下报告:
不同的企业存在不同的企业文化,无论哪一种,都有它的优势,又都有不足。就如人一样,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点与缺点。企业文化也同人一样,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只有企业文化适宜于企业的生存环境,这种文化才是最好的、最有效的文化。越是适合,企业的生命力就会越顽强,适者生存。相对而言,很多企业的文化却也不适宜本企业的发展,这类企业总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不去考虑社会发展与本身的关系,这类企业早已没有了生命的活力,有时候不得不寿终正寝。企业文化一般具有稳定性、开放性、可塑性、系统性、非强制性、独特性。而这些特性也分别影响着企业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作为企业发展的灵魂,它会在长期在企业中发挥作用,并且吸收其他企业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不断完善。
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一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特定的价值观也集中体现在企业文化中,无论是在创业期还是在鼎盛时期,企业家都会用自己的领导风格熏陶出企业特有的文化,从而把企业家本人的名字深深烙在企业文化里,这就是企业领导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作为企业文化的主体,企业领导人一定要用自己的实力引导企业走向更美好的明天。所以经常有人说老板文化就是企业文化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企业文化是有企业管理者引导创造并使员工认同的信息系统,起初是由他们提出构想来组织引导员工,后来慢慢被认同,便形成了最初的企业文化,而一个企业的文化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行业特色,更加具备了企业家本身的性格特点,因为企业家本身的价值观影响了他创建或者领导企业的发展,但具有这些特色的企业文化依然能推动企业很好的发展。
在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企业领导起着主导作用,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他们言传身教,充分发挥着企业文化的凝聚作用,让企业文化深入主体,相对于其它人而言他们的责任更加重。
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不能一成不变,对于企业而言,如若能跟随时代的脚步,在企业成长的关键时期充满活力的向预定的方向迈进,那企业必将蒸蒸日上,而这就仰仗着企业领导人在这个特殊时期能否引导企业遵守规则的前进,协助企业更好的成长。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企业做的好不好在于是否有正确的理念,而正确的企业理念其实是源于企业家正确的人生理念,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理念企业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显而言之,只有企业家真正领悟了人生的真谛,才能树立正确的理念,也才能确保正确企业理念的实现。
企业理念文化、企业制度文化、企业行为文化和企业物质文化构成了企业文化,而这些文化也是在企业长期运营中所沉淀下来的,它在企业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一个企业的理念就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它往往通过一句简洁而富有哲理的话就可以准确无误的传达出来,企业理念是企业广大员工的心声。这种理念也是在员工工作中逐步累积并精简而成的。它体现了一个企业内在的素养和个性,也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
1.企业制度文化
企业制度文化便是一种约束性质的文化,它约束着企业员工的行为,同时它也是企业物质文化和理念文化间最坚实的桥梁。而企业制度文化业包括几个不同的主体,比如企业领导体制、企业经营制度,企业管理制度等。
2.企业领导体制
企业领导体制影响着企业各个方面,不同的领导班子反映不同的企业文化。作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制度,企业经营制度当仁不让的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经营责任,促进着企业与企业间的竞争。俗话说: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管理制度,那如何做到更强、更大。
3.企业行为文化
企业员工的在生产经营,学习娱乐中的文化不就是企业行为文化的集中体现么,目前为止它已经深入到了企业经营和文体活动中了,它体现了企业的精神风貌,更折射出了一种向上的理念。
4.企业物质文化
企业物质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一个载体,集中从企业名称、标识、建筑风格、产品特色、技术工艺、企业旗帜等方面展示了一个企业的外在,因此,优秀的企业很注重企业的物质文化。
企业理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这些文化集中展现了一个企业的风貌,从物质文化的外在表现到行为文化的深入企业骨髓都集中展现着企业文化的核心。
现如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到了一种白热化的状态,企业领导人都希望自己的企业能遥遥领先,但是,他们总会忽略一些问题,比如如何让企业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如何准确的预测企业风险,如何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这一系列的问题无时无刻不困惑着企业领导人,更加制约了企业发展。而对于员工而言,之所以存在于企业之中是为了生活,为了出路,长久如此,企业领导与员工互不理解,企业的发展也将变得岌岌可危。
显然,企业领导与员工身份的不同,也造成了他们期望和要求的不同,他们在各自生活的场景中都有各自不同的追求。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怎样才能活的更好。谈到这便可以明白企业生存之道便是:换位思考。与此同时更应结合实际考虑企业当下的情况,关注企业未来的发展,使企业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才能实现企业领导和员工的共同目标。
然而,要突破领导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无非就是突破物资与非物质领域的管理,但是这样难度是相当大的,不过,这对于管理者而言,也是对他们欲望的挑战。从某些意义上讲,企业文化代表企业形象,是企业运行状态的体现,企业人员的意识、观念和素质决定了企业的文化,这种企业文化足以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所以说企业的一切是由文化派生出来的,也不为过。
本文简单的阐述了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环境,企业文化的差异性也就不同,企业文化不同,重点也不同,有的重在变革,有的重在稳定。所以不能一味模仿,寻找适宜的企业文化是必要的。人生是一个奇妙的过程,从依靠父母到渐渐走向独立,企业也一样,企业精神不仅在竞争中起作用,它更支撑着一个企业的发展。企业经营必须有顽强拼搏的精神,没有坚持力、意志力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坚持才能胜利,只有坚持才能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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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人们之所以把"九"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天数"和最富有神奇色 彩的数字, 是因为"九" 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数字"九"涉及面在我国所有数字中最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东西方数字九的文化对比分析与翻译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东西方数字九的文化对比分析与翻译全文如下:
"数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为适应社会生产活动的需要,在符号的帮 助下产生的。"(苏金智,19 91)"数字是语言学中的一个特殊的领域。在科 学的数字世界里,它的功能是计算,秩序严谨,职司分明,是 实数;而在人类 心灵的数字世界中,它的功能是表义,许多数字经过“神化”后成为“玄数”、 “虚数”、“ 天数"。它们有着极其丰富的外延和内涵。"(王秉钦,1998) 由于受东西方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语言崇拜、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数 字的神化存在着东西方的差异 ,但也存在着共性,有着共同的规律。在"数的 灵物崇拜"上各民族都有普通性。东方人有自己心目中的"天 数",而西方人 也有自己心目中的"神数"。神秘数字的演化规律一般经过"神化—泛化—虚 化"的过程。( 王秉钦,1998)
东西方已有不少有关数字科学的专著和论文, 如毕达哥拉斯(phythagoras) 学派的T·丹齐克的《数 科学语言》(商务印书馆,1998),英国人伦拉德·法 拉的《七的探源》;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就数字写过著作 和论文,并开展过学术探 讨。如,王秉钦教授在其《语言与翻译新论》的中篇第六章就以"数的语义范围 比较 与翻译"为专题;苏金智曾写过《数的灵物崇拜》(载〈语言、社会、文化》 440页, 语文出版社,1991,1) 等。在1998 年南昌大学主办的"中国英汉语 比较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暨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上,英汉文化对比专 业委员会会 员曾就中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吴玲英老师的《中西文学中"以三为法”的文化模 式》展开了激烈的 讨论。本人认为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自己心目中的天数 是"九"而不是"三",也并非完全是因为"九" 是"三"的倍数。
在我国,人们之所以把"九"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天数"和最富有神奇色 彩的数字, 是因为"九" 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symbolicmeaning),在我国可 以说历时最久,涉及面也最广。 "九"作为数不同于一 般数字,在中国古代被 认为是一种神秘的数字,它起初是龙形(或蛇形)图腾化之文字,继而演化出"神 圣" 之意,于是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为了表示自己神圣的权力为天赐神赋,便竭 力把自己同“九”联系在一起。如天 分九层,极言其高,天证/诞日为正月初 九,天子祭天一年九次。更有趣的是连皇宫建筑都与"九"有关。例 如,北京 城有九门,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问,门上饰有九路钉(即每扇门的门钉纵横各九排)。 汉语词汇中也常 用"九"来形容帝王将相的称谓,如"九五之尊"(imperial throne);称官位仅次于皇帝的王爷为"九千岁 "等。
根据阴阳五行与数的关系,万物之根均为数,宇宙也是数。数始于1而终于 10,五行也是数,按传统的五行 理论来划分,则1、2为木:1为阳木,2为阴 木。以3、4为火:3为阳火,4为阴火。以5、6为土:5为阳土,6为 阴土。 以7、8为金:7为阳金,8为阴金。以9、10为水:9 为阳水,10为阴水。这 就是将"象"、"数"与五行 结合起来推演变化,用以显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 在联系。由此看来,"九"是最大的阳数,象征着天。传说古 代中国人把天分 为九层,九层天是天的最高处,汉语中有关词汇有"九重霄"(指极高的天空, "九霄云外" ,"九天揽月","九天九地"等。另外,天坛,这个明清两代 祭天的场所,其建筑无处不体现着“九”的象 征意义。 民间传说中还有"九头 鸟"(nine-headed bird: a fabulous bird whose appearance was f ormerlyregarded as a bad omcn)的故事。
中国人以"九"为大数,刘师培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一书中写道:"凡数 指其极者,皆得称之为'九' ;"《素问》中说:"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 九。"因此,汉语中有"九九归一"或"九九归原"之说。因 从"九"为数之 极而引出人生之限,故"明九"或"暗九"均为人生之"坎",避讳有“九”之 岁。例如:“ 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岁,是个暗九。"(《红楼梦》)。日本人一般 认为"九"是"苦命和痛苦"的象征,因 为"九"与"苦"同音,因此忌讳 "九"。然而,《外语与外语教学》曾报道过国内一位学者曾为考证这一点 ,采 用"全选法"将日本某地电话号码其中的几千个姓和名分别进行统计,结果发现 将"九"作为姓的只占极 少数(约占0.35%),而将"九"作为名的却不少(约 占35%)。看来,日本人忌讳"九"也并非绝对。
此外,《词源》中说:"九:虚指多数。""九"作虚数解时,是数的一种 语义模糊现象。《现代汉语词 典》中,"九"的意思有三个:(1)数目,八加一 后所得;(2)从冬至起每九天是一个"九",从一"九" 数起,二"九"、三 "九",一直数到九"九"为止。冬练三九,夏练三伏;(3)表示多数或多次: 九泉,三 弯九转等。因此, 汉语中有不少和"九"有关的成语。如:"九牛一 毛"、"九死一生"、"九牛二虎之力" 、"九流宾客"等等。
在我国,数字"九"涉及面在所有数字中最广。含有数字"九"的词汇也十 分丰富。如,"九州"是指传 说中的我国上古行政区划,后用作"中国"的代 称。因此,有的全国性的电视节目就取名为“九州方圆”;“ 九族"(the nine degrees of kindred: either thenine generations from one's great-great-gr andfather down toone's great-great-grandson;or four generations of one'spatemal relations, three generations of one's matemalrelations, and two generations of noe's wife's relatio ns),古代有一种残酷的刑法叫"诛灭九族";古代传说 "龙生九子,各有所好"。因此,《红楼梦》第九回 中用"一龙生九种,种种各 别"来比喻贾氏家族族大人多,龙蛇混杂,好坏不一,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还有 " 九龙杯"等。此外,在文娱、体育等词汇中,数字"九"也比比皆是。如, 许多歌名都以"九"开头:"九妹 "、"九九艳阳天"、"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等;乐器中也有"九音锣";在体育活动中,"九柱戏"(nine pins),兵器中 有"九节鞭"[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九尾鞭”(cat-o '-nine- tails: an instrurnent of punishment so calledfrom the nine pieces of leather or cord which compose it)意义不大一样]。 地名中也有一些以"九"开头的,如"九 寨沟"、"九华山"、"九江"和"九龙"等。此外,中国人常把" 九"看成 为吉祥数字之一。在申请电话号码时,人们宁愿多出
钱去买一个尾数为"8"或 "9"的吉祥号码。比 如,湖南有线电视台的"欢乐热线"号码为"16899919"。 在西方,数字"九"也是人们心目中的"神数"之一。对西方人来说, "九"的象征意义是"神性"、 "神圣之至"。 英语权威字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and Webster's ThirdIntema tional Dictionary 中 对"九"所解释的意义比《现代汉语词典》所解释的意义还多,分别有:
1)one more than eight, three threes, the square of three;2) nine units of objects (a tota l of nine) ; 3) a: thenumerable quantity symbolized by the arabic numeral 9; b: thefigure 9 ; 4) nine o'clock——compared Bell table, timeillustration; 5) the ninth size in a set series: as a; aplaying team of nine members,esp.a baseball team; b:the firstor last 9 hol es of an 18-hole golf course…。
其中收入与"九"有关词语和成语多达近二十条。常用的有:
a nine-day's wonder (an object or event that creates ashort-lived sensation)
____Those political expositions…that make a nine day'snine wonder till something fresh c omes alone——Mary Deasy. nine times out of ten(very often)
be dressed up to the nines(elaborately dressed, as for aformal occasion)
____She dressed herself up to the nines and went to theparty.
in the nineholes:in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nine-men's morris: morris played with nine counters A cat has nine lives: A cat can move so fast and jump sowell that he seems to escape being killed many times.
从以上的解释还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数字"九"及其倍数在西方也被广泛运 用于文娱和体育活动中。如, 保龄球(bowling )中的瓶状木柱数(ninepins) 为"九";高尔夫球球场有一十八个洞:跳子棋的棋板上各 方均为九个孔; 古 时英国还有一种九个男人一起跳的舞蹈(morrisdance)等。由此看来,数字"九" 也倍 受西方人的青睐。
总之,在东西方文化中,数字"九"含有以下主要共性:
1)东西方大多数人把数字"九"看成神秘的数字, 其象征意义均有"神 圣"之意。
2)在东西方文化中,数字"九"均可虚指多数。
3)数字"九"被广泛运用于文体项目中。
数字“九”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个性恐怕主要在于:对中国人来说,其神奇色 彩要比西方人更浓;其象征意 义的历史在东方文化中比西方文化中更悠久;其 涉及面在东方文化中比西方文化中更广泛。
罗马西塞罗说过:"翻译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风格和力 量。""按分量而不是按数量译词" 。此处所说的数字是指经过神化、泛化、 虚化了的"虚数","实数"的翻译不在此例。根据这一理论,结合 东西方文 化的共性与个性,可采用如下的翻译方法,并遵循以下的翻译原则。
可采取的翻译方法主要有:
(一)保留原数字
e.g. We thought our cat would be killed when he fell fromthe roof of the house. He was not, he used up one of his ninelives.
我们以为我们的猫从屋顶掉下来会死了,它并没死,只失掉九条命中的一条。 这样翻译过来,人们很容易接受,因为人们已熟悉"猫有九命"这个成语, 并能够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
(二)转换成各民族喜爱的数字
e.g.nine out of ten——十之八九 nine days' wonder———可翻译为"昙花一现", 这样翻译可以加深对奈 达的"对等"和纽马克的"转 换"翻译理论的理解。
(三)增舍数字
比如,"九死一生"可翻译成"a narrow escape from death;survival after many hazards";又如 ,"九九归一,还是他说的话对。"可翻译成"All things considered,what he says is right."其译文均 舍弃了数字,转译其 形象意义。
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有:
(一)民族性原则
比如,汉语中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汉英词典》(外研社,1996)的译 文有三个:"strain onese lf to the limit; use everyounce of one's strength; make herculean efforts"。笔者认为第二种译文 "use every ounce of one's strength "更符合"民族性原则”,成功地将东方文化中该成语的比喻意义转 化成了西方文化语言中的形象意义。
(二)习语性原则
比如:"匡超人此时恍若亲见瑶宫仙子,月下嫦娥,那魂灵都飘到九霄云外 去了。"(《儒林外史》), 其译文为"Kuang felt that he was gazing at a goddess and his spirit had flown to heaven."这种译 文因遵循了"习语性原则", 充分地体现了人类交际行为的一个最根本原则——语言——符号的经济原则。
(三)形象性原则
数字用于模糊意义时,一般都失去了其数量意义而具有形象意义。翻译时, 必须越出其理性意义而捕捉其 与其它的词结合后所产生的形象意义。
比如:"飞流直下三千尽,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此句诗中的"九天" 的形象意义为"极高的天空 ",因此,可翻译成"Down itcascades a sheer three thousand feet—As if the Silver River [i.e. the Milky. Way]were falling from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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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或称“协商(和)式民主”、“结盟民主”,指在一个国家内可以有多个以种族、语言或宗教分割的政治力量并存,但同时依然保持很大程度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主要是通过各个政治势力之间互相协商机制来取得的民主模式。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发展传统文化与基层党内协商民主的可行性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党内协商民主是将党内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把协商民主的理论、原则和原理在党内民主运作过程中实践而形成的新概念。即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党员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就共同关注或关系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自由、平等地协商,以期达成共识,形成全体党员共同接受的民主的、科学的、合法的路线、方案和决策过程(1)。发展党内协商民主在能切实发挥党员主体性,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等权利的同时,还能提高政党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党内协商民主与党内选举民主是党内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都对我国政党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两者也有不同点:选举民主侧重于结果,党员主要通过选票的形式赋予各级政党机关、集体以领导权、决策权和管理权。而党内协商民主侧重于过程,表现在在投票前或选举以外的协商、意见或偏好的表达,以期达成共识的商议过程。党内协商民主既不是否定、更不是替代选举民主。二者对增强领导者的政治合法性和决策科学性,对促进党内和谐,保持政治稳定都担负着共同的责任。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协商政治思想资源,凝聚着“和合”文化精神。如古代《易传》中“和”的观念;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等。而我国外交政策上也体现了鲜明的协商文化传统,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战略思想,我国民主制度上的“多党合作制”等。中国共产党充分挖掘“和合”思想蕴涵的当代价值,研究“和合”思想文化在党内协商民主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断赋予“和合”文化在我国现代社会中的内涵。这些传统文化的协商思想不但赋予党内协商民主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赋予了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使基层党内协商民主成为当今多元社会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战略选择。
第一,党内协商民主的理论与政策指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实行的政党制度。1989年12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明确了民主党派“参政”的职责范围,规定民主党派参政主要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协商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和国家领导人选、国家事务管理”。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构想,即更加全面地向带有协商性的民主政治迈进,试图在社会生活的领域内推进协商民主。江泽民同志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又将我国的政党制度阐述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2)。
2006年,我国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这为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指导。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党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和党的政策理论都为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与政策指导。
第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党内协商民主奠定了制度框架基础。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协商政治构建、政治运作等提供了框架体系。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实施能充分表达各党派的利益、愿望和诉求,不断畅通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充分协调不同利益关系等优势。这一基本制度的优势不但为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畅通了制度化渠道,同时也广泛地拓展了各种社会党内民主的积极力量,这对于激发基层党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集思广益、广集良策,推动执政党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都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倡导的这种协商民主形式,为基层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制度形式。
第三,其他制度资源为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外部力量。
首先,以民主集中为代表的党的基本组织制度。坚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该制度的有效实行对充分发扬民主,广纳民智,形成科学决策,并有效地贯彻执行具有积极作用。其次,以党委制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制度。党委制要求党委集体领导,它不但为基层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合法性及其实施的可能性,成为基层党内发展协商民主可以借鉴的制度资源。最后,党的代表大会制。党的代表大会制能够充分体现党内民主和实施党内监督。在协商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选举制度等,其实质都是为保证党员的主体地位,维护党员的基本民主权利,让党员积极献言献策,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党内民主政治事务中来,真正实现党内民主。因此,在推进基层党内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掘并不断创新这些可以利用的党内制度,使之成为推进基层党内协商民主发展可以借鉴、利用的制度资源。
1.社会经济条件
改革开放为党内民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果为党内民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发展在给人们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表现在党内民主方面,党员利益诉求出现多元化。而党内民主要求实现党员对党内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新形势下,要通过充分发挥两类基本的党内民主形式――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者相互结合共同提高党组织的决策和应变等能力。同时,政党本身要更加注重党内民主,而党内协商民主在基层的推进、发展、完善正是顺应了新形势下的客观要求。在基层党组织工作中,畅通并拓宽基层党员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通过协商、讨论的方式不断协调基层党员之间不同的利益,最终形成科学决策。
2.基层党内协商民主发展的经验基础
近些年来,我国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内开展的协商民主实践,成为基层党内协商民主发展可以借鉴的丰富资源。如浙江台州的“民主恳谈”,其形式具多样性,有民主沟通会、决策听证会、决策议事会、村民议事会、乡镇人大表决会、党代会代表建议回复会、重要建议论证会和村民代表监督管理会等。在探索实践过程中,台州还以“民主恳谈”为载体,不断创新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新形式,相继衍生出了参与式公共预算、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村级民主决策五步法、党内“民主恳谈”、警民恳谈等广泛、多层的协商民主形式。还有,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党内协商民主试点工作,如浙江省“椒江模式”,鲜明地体现了党内协商式民主特点与精神,成为推动党内协商民主的尝试。如近些年我国推行的基层党组织干部“公推公选”试点工作,改变了以往候选人由上级党组织直接任命的做法,变为候选人由基层党员群众民主协商产生,这种方法能有效弥补单纯投票的不足,能充分地体现广大党员的意愿,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些成功经验为党内协商民主在基层的推进提供了有效的启示。
3.现代信息技术是党内协商民主发展的有效载体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技术为基层党员政治参与、政治决策、政治监督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快速、便捷的信息通道。一方面,新媒体技术改善了基层党员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党员通过网络媒介及时了解党的政策文件和政治决策运作程序,可通过网络媒介等途径直接向基层党组织、或有关部门进行咨询、质疑,从而实现”受众”到“对话”的角色转变。这种转变既维护了基层党员的政治权利又加强了党的决策的合法性,更能充分体现党内平等协商、参与讨论、理性建议。另一方面,信息传递和反馈速度的提高,避免使党的决策出现主观性和盲目性。因此,信息技术、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在提供科学技术条件的同时,也为基层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也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协商思想的基础上,并充分利用我国政党制度中丰富的协商资源,积极吸取基层党内协商民主实践的成功经验,尊重基层党员的主体地位,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目标,在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和党情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基层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积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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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建而成的,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汇聚成了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其中,少数民族的民歌作为传统文化艺术的一部分,是民族艺术的瑰宝。达斡尔族民歌有着自身的特点,要想将达斡尔族民歌发扬光大,彰显其所蕴含的艺术魅力,就需要掌握相应的演唱技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达斡尔族民歌的音乐特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每一个民族都是祖国大花园中独一无二的花朵,而达斡尔族是其中有着最为特殊色彩的花朵。达斡尔族之所以有着如此与众不同的色彩的原因,是因为他所具有的民歌。达斡尔族的民歌是达斡尔族人民自古以来音乐天赋、情感迸发的结晶,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对达斡尔族民歌的特点进行分析,让更多的人喜欢它、爱上它,是让达斡尔民歌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的生命力的重要措施。
达斡尔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而且现在在几个不同的地区散居,在生活习性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大的差异,但是他们仍然有着很多共同点,其中口口相传的达斡尔族民歌是其中最大的共同点。达斡尔族民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累积形成的。对于达斡尔族的人们来说,达斡尔族民歌不仅仅是先辈留下来的宝物,还是连接整个民族情感的不可分割的纽带。
在许多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民歌。据调查表明,各民族的民歌往往是伴随着人们的劳动过程而产生的。达斡尔族民歌同样是这样产生的。
达斡尔族民歌也随着人们的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步获得新的发展。我国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有五千年之久。达斡尔族民歌的发展同样也经历了五千年之久。在原始社会时期,达斡尔族的人们生产水平比较低,依靠采集、狩猎为生,对于大自然心怀畏惧,因此寄托达斡尔族人们对大自然畏惧的萨满教就产生了。萨满教的产生,带动了萨满歌曲的流行。进入奴隶社会之后,达斡尔族人民的生产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不再单纯地依靠采集和狩猎,而是能够依靠耕种来养活自己,这个时期的达斡尔族民歌就不再是萨满歌曲的天下了,而是新增了歌唱达斡尔族人民辛勤劳动的歌曲。而到了封建社会,由于受到过来自北方的敌人――沙俄的入侵,出现了保护达斡尔族人民利益的英雄,达斡尔族的民歌就多了赞美民族英雄的内容。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共产党将全国各民族人民从被压迫的命运中解放出来,达斡尔族民歌又增加了歌唱新中国、歌唱中国共产党以及反映新时期的幸福生活的歌曲,如《达族永远跟党走》、《爱祖国》、《春天来了》等等。
由于达斡尔族民歌产生较早,发展时间长达五千年,因此达斡尔族民歌所反映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其风格也与众不同,它的主要音乐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达斡尔族民歌是达斡尔族人民歌唱自己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和发展的手段,它展示着达斡尔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色,而达斡尔族民歌的形式是十分多样的,有着不同的划分明确的种类,例如充满对大自然的崇拜的萨满歌曲、赞美辛勤耕作的劳动歌曲、传达男女情爱的爱情歌曲,以及一系列歌颂英雄事迹的叙事歌曲。
(1)萨满歌曲
萨满歌曲是一种宗教歌曲。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达斡尔族人民信奉萨满教,将对于大自然的崇敬与畏惧,融入到民歌之中,就形成了萨满歌曲。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萨满歌曲也不仅仅是反映人们对于自然的尊崇与畏惧,而是多了一些关于未来生活的向往以及展示达斡尔族的民族风俗、生活习性等等一些其他内容。一直到现在,每当达斡尔族内有重大事情的时候,萨满歌曲便会被全族人民共同演唱。
萨满歌曲中最多的还是关于达斡尔族人民对于其所信奉的神的歌颂。例如达斡尔族人民多信奉的祖先神是“芟昆”和“哈拉”。当达斡尔族人民遭受疾病困扰与自然灾害时,往往会向他们祈求帮助。但是,随着人们抗击自然灾害与医疗水平的提高,达斡尔族中信奉萨满教的人越来越少。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达斡尔族人民中大多数甚至全部都是信奉萨满教的。尤其是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人们对于雷电天气、或一些自然灾害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会把这些现象归结为是由于自己的一些错误行为而引得神在发怒。每逢这个时候,达斡尔族全族人民,无论是在做什么,哪怕是生病卧床不起,都必须马上集合起来,共同祈求神能够原谅他们的错误行为,不再发怒,能够允许他们生存下去。到后来,人们为了能够与天上的神有更好的联系,而创造出“雅德根”这一角色。达斡尔族中的“雅德根”既能够帮助他们与天神对话,又能帮助他们与地狱神联系。
每次达斡尔族人民要与天神或地狱神联系时,如祈求地狱神能够让家中重病的人再活一段时间,就会需要“雅德根”唱着“雅德根”之歌,传达自己想要和天神或地狱神所说的话。而由“雅德根”唱的歌如果无法清楚的传达心愿,就会被达斡尔族人民排斥。因此“雅德根”为了能够满足达斡尔族人民能够让神清楚的听到自己的心愿并能够有所回应的要求,创造了两种不同的唱“雅德根”之歌的歌调。因此后来,通过“雅德根”唱歌与神取得联系的就需要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表达达斡尔族人民与神进行联系的目的,即祈求神能够完成自己的某个心愿。“雅德根”在唱这个部分时所用的歌调是虔诚的,节奏十分缓慢,这是为了能够让神清楚的听到自己的心愿、感受到自己对神的虔诚之心。第二个步骤,就是神对于达斡尔族人民所许下的心愿的回应。“雅德根”在唱这个部分时所用的歌调时高昂的,因为“雅德根”这个时候是代表神在讲话,而歌唱节奏忽快忽慢,显得十分的神秘。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达斡尔族人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已经认识到神是不存在的这个事实,不再需要“雅德根”唱歌来与神进行联系。除非在达斡尔族重大的庆典节日,“雅德根”之歌已经不再被人们演唱。与他相同命运的是萨满歌曲也不在较高频率的出现在达斡尔族人民的生活中。
(2)山野之歌
山野之歌顾名思义即是在山上、田野上等高处或空旷处所演唱的歌曲。达斡尔族人民的山野之歌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经过打磨的有歌词类,另一种是即兴演唱的无歌词类。在这两种类型中,经过打磨的有歌词类的山野之歌,往往是押韵的,演唱方式多为抒情,传唱度比较高,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即兴演唱的无歌词类的山野之歌却能表达演唱者当时的情感状态,感情真挚,虽然没有歌词,但是演唱者起伏的歌调却同样能够传达演唱者的演唱意图。在达斡尔族每年的山野之歌演唱大赛中,无歌词类的歌曲往往能够获得较好的名次。对于无歌词类的山野之歌,运用恰当的歌调来传达真实的情感是最为重要的。这就对于无歌词类的山野之歌的演唱者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有真实的情感,二是选用恰当的歌调。有真实的情感,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虚假感情的排斥与反对。
就如同演员运用对话、肢体语言演戏,如果对话、肢体生硬,观众就会觉得很假。同样的无词之歌的演唱者如果没有真实的情感,在演唱时必然会出现歌调不自然,不同的歌调之间转换不顺畅等等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状况,会让观众感受到演唱者虚假的情感,产生厌烦的心理。若想将无词之歌演唱得当,最关键的是有真情实感。只有感情真挚,才能有强大的感染力去打动观众的心。当然,真实的情感,绝对不是当要表达愤怒时就大吼一声,当要表达伤心是就泪水纷飞。毕竟有这么一句话,“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演唱无词之歌时,需要取材于生活,但是不能完全像生活中一样,必须有一定的歌调转化技巧。例如,当要表达愤怒时,被信任的人欺骗的愤怒与被陌生人算计的愤怒,两者之间,必然前者的程度更加的深。前者的愤怒与后者相比多出来的是一定程度上的伤心。因此在演唱的时候必须选用恰当的歌调,才能将这种复杂的情感真实地表现出来。
(3)叙事歌
叙事歌的演唱者相对于前两种歌有一定的年龄范围,大概都是较为年长的男性。每当演唱者演唱叙事歌时,周围会有很多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倾听他的演唱。而演唱者并不是需要向某些人去学习演唱叙事歌的技巧。但是一般来说,演唱叙事歌的人都应该有着丰富的知识,能够进行自主的创造叙事歌,而不是依赖他人。这是因为人们对于叙事歌有着一定的要求,为了能够听起来更为舒适,歌词往往要求必须能够押韵;对于曲调也有一定的要求,演唱者往往和必须在单一的曲调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编制;对于演唱的内容要求能够十分广泛,能够将达斡尔族历史上的英雄事迹进行清晰地叙述,绘声绘色的演唱语言故事,甚至能够对经典名著中的情节进行演唱。这些要求对于叙事歌的演唱者就必须有较高的文学素养、音乐水平和叙事能力。一个优秀的演唱者必须经过事件的沉淀、人们的打磨,因此演唱者往往比较年长。
达斡尔族的民歌内容有着丰富的题材,基本上包括了达斡尔族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一切生产生活、英雄传说、恋爱故事、家庭生活等等。达斡尔族的民歌就是达斡尔族人民用自己的生活经历所描绘出的一幅漫长的画卷,反映该民族在历史中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人民曾经饱受来自外敌的侵略、阶级的压迫,却无力反抗,只能创作出诸如《大葱的辣》这类反映内心中对于当前状况的不满的歌曲;后来当出现一个人能够带领达斡尔整个民族去进行反抗时,他们内心的激荡又是无法用语言具体的表达出来的,同样创作了一曲《小郎与岱夫》,来赞扬英雄的大无畏精神,表达人们对英雄的无限敬仰之情;达斡尔族的人民始终依靠大自然的眷顾生存,因此他们对于大自然有着十分热烈的情感,在春天时,看着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大自然,置身于大自然中,会让达斡尔族的人民从心底感受到轻松和喜悦,创作了诸如《春天的歌》这类赞美自然的歌曲;当然,达斡尔族民歌中必然也少不了关于爱情的歌曲,如《想情人》表现出了对于情人的想念,表现出了其中缠绵的情感。
每一种民歌都有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例如陕北民歌――信天游,就以高亢的演唱风格而被人们熟知;云南民歌中由少数民族演唱的,以余韵绵长而被人们熟知;闽南地区的民歌小调,多用方言演唱,以婉转多情的而被人们熟知。但是,若想让人们说出达斡尔民歌的演唱风格特点,恐怕没有人能够具体的说出达斡尔民歌的某一种特点。这是因为达斡尔民歌的演唱风格是复杂多样的。而这是源于它有多种民歌种类,在每个民歌种类中,还又包含着很多种不的题材。种类的多样性、与题材的多样化,让达斡尔民歌的演唱风格是必须与之相符。这就使得达斡尔民歌的演唱风格是十分复杂的,既有粗犷的嘶吼,又有相思的婉转小调,还有神秘莫测的祈神之歌等等近十种。而这种复杂的演唱风格,一方面可以表明达斡尔族人民的音乐文化的高超,另一方面又可以展现出达斡尔民族人民的音乐智慧。
音乐是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地区之分的。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音乐,都是由她的民族文化经过时间的考验,沉淀而成的精华。达斡尔族的民歌不仅能够让达斡尔本民族的人民得到精神上的鼓励,还能让我们的到美的享受。因此,我们要进我们最大的努力将达斡尔族民歌传承下来、传播开去,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达斡尔族民歌,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她的无尽魅力。
注:本文系齐齐哈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专项项目,项目编号:2012zsy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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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歌剧《运河谣》以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京杭大运河为背景,讲述了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歌剧《运河谣》的音乐特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歌剧《运河谣》以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为故事背景,通过对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境遇、情感经历等描写,反映历史、观照现实。这部作品将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巧妙结合,通过独唱、重唱、合唱等多元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并吸纳融汇了西洋歌剧、民间歌曲、戏曲等元素,通过具有汉语四声和民族唱法的特点来演绎故事情节,使作品更加通俗易懂、真实生动。
《运河谣》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印青作曲,黄维尼、董妮编剧,廖向红导演,雷佳、王宏伟、王?础⑼趵龃铩⑼趵虻裙?内最具实力的歌唱家主演。全剧分为六场,剧情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环环相扣,作品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贯穿始终,故事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以书生秦啸生、流浪艺人水红莲的爱情为主线,以被抛弃的盲女关砚砚和恶霸船主张水鹞为矛盾冲突点加以推动,展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悲壮、凄美的爱情故事。通过对运河人生活、爱情的描写,反映出人们在艰难的环境中的生存状况。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相互帮助,让观众相信:只要心存善良、对人真诚,就能给世界带来光明。歌颂了善良的劳动人民和纯真的爱情,揭露了压迫阶级的丑恶面目。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它的音乐特点:
《运河谣》的序曲音乐以优美抒情的弦乐开始,好似波光粼粼的大运河静静流淌,单簧管奏响仿佛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涟漪,接下来出现弦乐的跳弓,使音乐色彩紧张化,为后面的故事情节做了铺垫,这时音乐主题曲《我们是运河的流水》响起,把观众的目光吸引到这条美丽繁荣的运河上。编剧将大运河拟人化,以青衣歌女的形象展现出来,仿佛在运河岸边一字排开,唱着主题歌“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见过沧海、见过桑田、见过离合悲欢;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见过生死、见过善恶、见过义薄云天……”
第一场,带有强烈戏剧性的龙船歌舞开场,采用了杭州采茶调的音乐元素,映衬出古代京杭大运河边的繁荣景象,表现了江浙一带的风情。剧中典型的民间音乐旋律配合打击乐响起,好一片热闹欢腾。弦乐紧张的节奏、低音贝斯的烘托,音乐色彩即刻发生变化,引出下面的故事情节。
第二场,青衣歌女列队站在了运河边,又唱响了“我们是运河的流水……”这个主题,并将第一场及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情节唱出,使观众容易理解,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音色清脆优美的竖琴贯穿女主人公水红莲的唱段始终,音乐极具江南色彩,悠扬婉转,让观众们感受到了运河水的绵绵流长,同时这样细腻的音乐也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埋下了伏笔。弦乐的跳弓与管乐的断奏,使音乐色彩变得轻快明朗,突出水红莲俏皮开朗、爽利大方的性格特点。
第三场,竖琴出现,音色模仿民族乐器琵琶,更加符合民族歌剧的音乐特色。开场水红莲的一段咏叹调,唱出她的有苦难言。接下来是秦啸生的咏叹调,表达他内心的情感纠结,心急如火。仿佛琵琶的轮指引出关砚砚的演唱,并且在背景音乐中出现了竖琴的低音声部,空灵凄凉、恰好与关砚砚的凄惨遭遇遥相呼应。到了第三场的尾声,合唱歌声和交响乐队紧随戏剧情节而起落变化,使观众在欣赏故事的同时又能充分感受歌剧的音乐魅力,当合唱队唱出“哪里流的是运河水,分明流的是血和汗”将本场情感推到高点。
第四场,竖琴拨出优美的音符如运河的流水缓缓流淌,青衣歌女从始至终贯穿着整场歌剧,起到旁白的作用,交响乐队共同奏响主题歌“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这一场是整部歌剧的经典,出现了很多华彩的唱段,充分的展现了三个人在这场感情中的痛苦纠缠、情义两难全。
第五场,以打击乐开场,给人以紧张的气氛,为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制造了悬念。当官兵从大路赶来时,剧中背景音乐出现了打击乐马林巴,音乐色彩很是诙谐有趣,从而可以感受到古时官场上的懒散污浊之气,可见曲作者印青的细腻之处。红莲为救秦啸生,甘愿牺牲自己,她把最纯真的爱留给了秦啸生,把同情留给了关砚砚,她的爱情是超越了小儿女之爱的人间大爱,使得秦啸生和关砚砚找到了漂泊者心灵的家园。红莲的一首《来生来世把你爱》将整个歌剧推向高潮,故事情节的戏剧性与音乐的张力交织,震撼全场。
第六场,秦啸生和关砚砚来到北京,决定告发贪官。北京城一片繁荣景象,百姓安居乐业,男女声合唱《大豆白米花生》朴实无华,京味十足,运用了京韵大鼓的音乐元素,与之前江南风格的音乐形成鲜明对比。尾声的时候红莲演唱的咏叹调《运河谣》再次响起:“一条运河千里长,运河两岸是故乡”表达对红莲的思念之情,虽然她走了,但是她的歌和情还在。全体大合唱主题曲“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首尾呼应,使整首歌剧完整贯通。
(一)合唱的运用
合唱团在歌剧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营造环境氛围;表达情感,描绘人物,参与戏剧性的冲突,甚至可以直接揭示歌剧的主题。不仅从正面积极推动情节发展,还协助其他歌剧形式从侧面推动剧情的发展。以群体的力量渲染气氛达到高潮效应是其他艺术形式不能比拟的。
歌剧《运河谣》中成功的运用了女声合唱、男声合唱、混声合唱等艺术表现形式。在序曲刚开始,随着音乐的推进,舞台灯光稍稍亮起,荧幕缓缓拉开,青衣歌女合唱《我们是运河的流水》,用饱满圆润的音色,展现了运河的波光粼粼、风平浪静,
到了第二场的时候,曲作者运用了劳动号子的元素,创作了一段纤夫合唱,歌词的填写更是恰到好处:“嘿呦嗬 嘿 嘿呦嗬 脸朝石板背朝天,一步一爬汗涟涟”其中运用了男声合唱与“一领众和”交融的形式,合唱音色暗淡、低沉消极,表现纤夫的辛苦劳累以及无奈麻木,充分反映了社会的阶级性,感受到这些备受压迫而无法反抗的贫苦大众的痛苦和无奈。在第三场中,张水鹞想让秦啸生命丧黄泉这段情景中,青衣歌女与纤夫合唱,形成男女混声合唱,将水火无情,命悬一线的紧张气氛烘托到了极点。
第六场中混声大合唱《大豆白米花生》带有浓浓的京味,还富有京韵大鼓和大碗茶的韵味。最后以热闹祥和的场景收场,也映射出一个道理,在面对黑暗,面对恶势力的时候不要退缩,要永远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二)重唱的运用
重唱在歌剧中是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歌剧世界历史中,是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莫扎特将其作为戏剧表现的重要手段,成为领军人物。重唱在歌剧中不仅体现宣叙调和咏叹调抒发情感、推动剧情的作用,而且不同音色、不同声部对应着和声技巧,产生戏剧性和立体化的效果。
男女声二重唱可以自由的编排于各种不同关系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根据剧情的需要,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人物关系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复杂的内心情感。
这部歌剧运用了很多重唱的形式,有男女声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第二场中水红莲和秦啸生的混声二重唱,其中还运用了齐唱和轮唱元素,表现了两人情投意合。爱情二重唱是最重要的重唱形式。它永远是歌剧作曲家刻意展示的重要段落,在任何一部歌剧中都不能没有缠绵感人的爱情二重唱,它们缠绵悱恻,低?h婉转,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男女主人公深情的二重唱是歌剧中表现坚贞美好爱情的最好方式。第三场和第五场中主要运用了三重唱,展现三个人的情感纠葛,歌词“我是一叶浮萍啊,我是一片落英”引领这个唱段,其中还运用了轮唱的手法,同样的唱词,不同的曲调和节奏,分别表现三个人不同的心境。曲作者这样的安排使故事内容、人物性格更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感情色彩更加饱满。
第四场中运用了女声二重唱的形式,表达了两位女主人公的细心、善良。在张水鹞发现秦啸生不是李小管的时候,出现了混声四重唱,更加充分表现了张水鹞的阴险毒辣、秦啸生的走投无路,为最后红莲的舍己救人做了铺垫。曲作者在创作重唱的过程中既运用了汉语四声的民族唱法又结合了西方的宣叙调的手法,既不脱离大众审美,又充分的展示了中国民族原创歌剧的魅力。
(一)民族唱法的参演方式
中国民族歌剧要求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西施》《山村女教师》《赵氏孤儿》等都是非常出色的民族歌剧,但是《运河谣》无论从选题、编排、作曲、演员等方面都是最为出色的,可称是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的经典之作。《运河谣》与其他歌剧最为明显的不同是,整场歌剧演出突出运用民族唱法去演绎。
女A角水红莲的饰演者雷佳;男A角秦啸生的饰演者王宏伟,都是我国民族唱法的歌唱家。歌剧的演唱从古至今都是用美声方法在演唱:美声唱法音色浑厚、圆润饱满,要求头、口、胸、腹腔都有共鸣,所以声音传递的很远。但是用于民族唱法去演绎歌剧则有所不同,民族唱法音色甜美、委婉清亮,要求头、口、胸腔的共鸣,较美声唱法的共鸣稍小,所以声音的传递会有局限性。在交响乐为背景的烘托下,往往会压过演唱者的音量,导致演员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结果更加用力演唱,从而导致声音疲劳很难完成演出。所以说这对于演唱者的要求很高,对于这两位歌唱家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歌剧上演后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是这些青年歌唱家表明,不是只有美声唱法才能出演歌剧,民族唱法一样可以,而且更具民族特色、更符合民族审美特征。
(二)交响音乐的民族化处理
作曲家在写作时常用的手法是运用一些故事发生地(苏杭、北京)民族民间的音调素材加以展开,这样就使得作品所表现的戏剧形象更具有民族性。由于作品表现的是一条从杭州开往北京的行船上的故事,作曲家在《运河谣》中不仅加入了江南风格的音乐元素,还加入了京韵大鼓的音乐特征,在创作手法上主要运用歌谣体连缀,并根据汉语四声结合民族唱法,把唱词运用的恰到好处。曲式上没有照搬西洋歌剧的样式,也没有拘泥于起承转合等中国民歌的作曲技巧,而是做了许多突破和创新。
交响音乐这种艺术来源于西方。它的音乐思维、结构,尤其是它的旋律感觉,与中国的民族音乐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中国人对交响音乐多抱“听不懂”的态度。为了使交响音乐能够走进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运河谣》的创作者在交响音乐民族化与西洋歌剧形式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探索的步伐。
作者在这部歌剧的音乐思维上没有过分强调西洋音乐的纵向和声思维,因为中国大众对音乐的审美习惯是横向的旋律思维。这恰恰是中国的民族音乐的特点,所以作曲家努力借鉴民族音乐的创作手法,将交响乐的和声巧妙的旋律化,这样才会更加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
《运河谣》这部歌剧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音乐创作和舞美设计上,更重要的是优秀的演员与交响乐团的配合。故事以明代大运河的百姓生活为内容,以牺牲自我成就他人的精神征服观众。曲作者在2010年就开始构思这部作品,历经十余次修改,可见对这部作品的重视。与近十多年来的中国民族歌剧相比,《运河谣》的戏剧性更突出,音乐创作、舞台表演的整体水平都很高,《运河谣》不仅是中国民族歌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它还通过民族人物、民族旋律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舍己为人,为爱牺牲的精神,弘扬以人性大爱为美,深切感受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由此可见,我国在民族歌剧创作方面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道路,我们必将勇往直行,让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前景更加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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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生产是从传统医药开始的,后来演变到从天然物质中分离提取天然药物,进而逐步开发和建立了化学药物的工业生产体系。化学制药工业发源于西欧。19世纪初至60年代,科学家先后从传统的药用植物中分离得到纯的化学成分,如那可丁(1803)、吗啡(1805)、可卡因(1855)等。这些有效成分的分离为化学药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还先后出现了一批化学合成药,如乙醚(1842)、索佛那(1888)、阿司匹林(1899)等。与此同时,制剂学也逐步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19世纪末,化学制药工业初步形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制药产业转型初期背景和特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制药产业正逐渐步入转型阶段,开始由粗放型、低附加值经济向集约型、高附加值经济转变,以形成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基于研究的增长模式。国家产业政策法规体系对转型产生扶植和倒逼作用,国内外产业和市场形势对转型产生外部压力和内部拉力。在转型初期,中国制药产业在产品市场、产业结构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着断裂和接轨并存的复杂特点。
[关键词]制药产业; 转型; 背景; 特点。
中国制药产业自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尤其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高新技术产业,也吸引了学术界经济、管理和政策等相关领域的研究[1-3]。进入 21 世纪,制药产业本身经历了相当程度的积累,并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人口老龄化加剧,深度地影响药品需求市场结构。新兴生物技术的发展,极大丰富了制药产业的技术构成、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一系列国家投资和政策扶植,为制药产业新阶段的发展注入了巨大能量,并提供了良好环境。中国制药产业已逐渐步入转型期,本文就制药产业转型及其背景和特点进行深入分析。
2012 年初,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力图加快医药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标志中国制药产业已经处于转型初期阶段。制药产业转型问题,学术界尚无明确论述。本文结合前人对产业转型研究和国外制药产业转型的历程,探讨中国制药产业转型的内涵和基本任务。
1. 1 产业转型的含义。
国内对产业转型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目前学术界对产业转型含义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对于产业转型,杨国良[4]认为是指一个行业内资源存量在产业间的配置,也就是将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衰退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的过程; 徐振斌[5]认为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国际和国内经济科技等发展现状和趋势,通过特定的产业财政金融等政策措施,对其现存产业结构的各个方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调整。与之相近的概念是,产业转型升级指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升级。本文探讨的产业转型是趋向升级的转型。结合前人的阐述,将产业转型定义为,一国或地区的某一产业在特定时期内,自组织或他组织地快速剧烈地优化其产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和增长方式。
1. 2 制药产业转型的含义。
学术界对产业转型的研究尚未具化到制药产业,但其基本内涵应与广义的产业转型一致。根据产业转型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含义,结合制药产业本身的特点,制药产业转型应指制药产业的产业结构、增长模式、产品战略和创新模式等的升级转变。
日本制药产业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情况与中国制药产业当前的情况极其相似,对中国制药产业转型具有很好的参照性。日本的制药产业转型孕育于“二战”后经济由萧条而繁荣的快速发展过程,开始于 1976 年专利法由原来的制造法保护改变为药品专利保护[6]。一批前期致力于新制造工艺开发的制药企业转向创新药的研发,依靠之前积累下的企业规模,在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经历 20 余年的发展,于 20 世纪 90 年代转型成功,形成了成熟健康的产业结构[6-7]。促成日本制药产业转型的因素是:
①前期基于销量的产业经济增长,奠定转型资本基础;
②人口老龄化产生大量慢性病治疗药物缺口,拉动转型市场需求;
③专利保护制度由制造专利改为产品专利,产生转型压力;
④药品质量标准采用欧美标准,促进国内竞争和产品外输[8]。
1. 3 中国制药产业转型的内涵和基本任务。
参照前人对产业转型的阐述和日本制药产业转型历程,结合当前中国制药产业的发展阶段和基本情况,本文认为当前中国制药产业转型的内涵是: 提高创新药生产比重,由粗放型、低附加值经济向集约型、高附加值经济转变,形成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基于研究的增长模式。转型的基本任务包括:
①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一批综合实力雄厚、行业内领先的制药企业,由碎片化的产业结构转变为由综合实力强的企业领衔的产业结构;
②增强产业内自主创新能力,企业成为药物创新的主体,学术界起辅助和支撑作用,从基于产值的增长转变为基于研究的增长;
③提高创新药比例,使产业中不同创新程度的产品结构趋向合理平衡,从以通用名药为主变为通用名药和创新药的合理分布。
从系统的角度出发,中国制药产业转型,即其系统结构和系统功能的转变,必然与其所处的背景密切相关。本文谨依国家政策和产业经济两条主线,分析转型的拉动和驱动因素。
2. 1 政策扶植促进产业转型。
实现制药产业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形成产业内自主创新能力。强有力的资金和人才保障对促进企业新药研发,提升企业科技实力和研发管理能力,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在政府投资方面,2008 年起实施的“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简称“新药专项”) 突出体现对培养产业内部创新能力的支持。
“新药专项”在“十一五”期间设置了企业牵头承担的关键技术、技术平台以及新药孵化基地等课题,在“十二五”期间增设了产学研联盟、医药创新园区建设等以企业为主体的课题。据悉,中央财政资金已就“新药专项”拨入90. 69 亿元经费,其中2011 年投入 12. 71 亿元,2012 年投入 17. 99 亿元,依照当时的经费预算,2008 ~2020 年新药专项中央财政拟投入 3126 亿元,其他渠道 1022. 99 亿元[9]。自专项实施以来,由企业牵头承担的研究课题数量已超过50% 。
在人才保障上,企业借助国家“__”等途径,引进了一批海外从事新药研发的高水平人才,总体研发实力大幅度提高。各地方政府也相应实施自己的高端人才引进政策,如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工程暨“G20 工程”。另外,一批海外留学回国创新人员,显现出极大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效。涌现出江苏恒瑞、深圳微芯、浙江贝达、上海三维、药明康德等创新型制药企业和新药研发辅助服务企业,产出了重组人 5 型腺病毒注射液、艾瑞昔布片、盐酸埃克替尼等一批创新成果。
2. 2 政策导向迫使产业转型。
国家政策法规体系还对提高药品创新水平、质量标准、环保指标和产业集中度形成引导和倒逼。
2007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更加强调创新,对创新药进行特殊审批,对改变剂型、改变给药途径、增加适应证的药品不再作为新药。药品自主定价权进一步向创新药缩小,迫使企业更加注重创新药的研发。分别于 2008年和 2011 年施行的新版《制药工业污水排放标准》
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2010 年修订) 》,相继增加了制药企业环保成本和技术改造成本,将淘汰一大批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创新能力弱的制药企业,促使“十二五”期间将完成新一轮行业洗牌。继2010 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后,2012 年初工信部发布《医药工业“十二五”规划》,也明确将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作为重要任务。
2. 3 国际制药产业和市场形势产生转型压力。
中国是全球最大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供应商,而这种产品出口模式是典型的粗放型经济,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处于价格竞争的低水平层面。之前在原料药出口方面一直与中国互争雄长的印度,反而于 2010 年超过美国成为中国原料药第一大出口目的国。这种出口模式也已显现疲态,尽管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乏力。2011 年 6 月欧盟规定,输入欧洲人用药活性物质需出具出口国监管部门的书面声明。2012 年前 5 个月,中国化学原料药出口总额同比仅增长 4. 9%,出口数量则同比下降了1. 58%[10]。面临原料药出口的种种弊端和严峻的国际药品监管形势,中国原有的低科技含量药品出口模式亟需转变。
跨国公司加大对华投资增加本土制药企业竞争压力。随着中国 2002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医药市场监管体系、金融资本控制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国际化进程加快,大型跨国制药公司纷纷加大对华投资。一方面,瞄准中国巨大市场容量,掀起对华并购高潮。仅 2010 年即有赛诺菲-安万特以 5. 206 亿美元收购美华太阳石集团; 奈科明以 2. 1 亿美元收购广东天普生化 51. 34% 股份; 葛兰素史克以约 7000万美元收购南京美瑞制药 100% 的股权[11]。另一方面,利用中国巨大中草药等潜在新药资源和低成本人力资源,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自 2001 年施维雅公司设立第 1 个外企在华新药研发中心以来,已先后有诺和诺德、礼来、阿斯利康、开拓者化学、罗氏、强生、诺华、辉瑞等多家跨国制药公司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设立在华研发中心。从日本 20世纪 70 年代制药产业转型的历程来看,大量海外资本和实体进入本土制药产业,加剧本土医药市场的竞争压力,将促进和迫使本土制药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向基于研究的集约化增长转型。
2. 4 国内制药产业和市场发展蓄积转型基础受中国宏观经济平稳发展、制药产品刚性需求特性,以及新医改政策带来的市场扩容的拉动,近年来中国医药经济持续高位增长。2010 年制药产业总产值累计完成 11741. 3 亿元,同比增长 24. 3%;累计实现利润达 1331. 1 亿元,同比增长 33. 9%,总体呈现持续向好态势( 图 1) 。中国制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规模扩增,蓄积了产业转型势能,并为产业结构重组提供可资运作的基础。
新一轮产业重组正在开启。自 1997 年东北制药的重组拉开并购序幕,2004 年出现第 1 次高潮,2010 出现第 2 次高潮,全年披露医药并购案例 126起,并形成了以国药、华润、华立、复星等为代表的几大并购派系[12]。“十二五”开局,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并入中国医药集团,华润集团重组北京医药集团,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旗下中国医药将吸收合并天方药业,广药集团旗下广州药业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白云山[13]。中国制药产业的第三轮并购高潮将直接推动产业转型,新版GMP 的施行也必然促进这一进程。
由转型背景可以看出,中国制药产业蕴含着巨大的转型需求和转型潜能。为促进制药产业健康转型,有必要认清转型初期中国制药产业复杂特点。本文提供一种对中国制药产业转型阶段特点做结构性分析的“断裂-接轨”的视角。“断裂”是社会学家孙立平[14]在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时使用的概念框架,用以描述不同社会成分发展的时代断档。制药产业处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中,转型中的两者具有一定相似性,而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前者产生了更为深远影响。本文借用这一结构性分析方法,并将其调整为“断裂-接轨”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市场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创新能力三方面分析这种“断裂-接轨”并存的复杂特点( 表 1) 。
3. 1 产品结构失衡,但市场总量高速增长。
中国医药市场中创新品种比例过低。中国药品市场中创新药份额不足 30%,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成熟的药品市场中这一比例基本在 50% 水平。长期以来中国制药产业仍主要局限于通用名药品的生产,生产的 3000 多种西药中有 99% 为仿制药[15]。
虽然近年来市场中创新成分有所增长,但平均每年1 ~ 2 个原创新药获批上市的速度,并不能满足市场对创新产品的需求和支撑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仅有的少量原创新药市场表现也不甚佳。
自 1986 年以来中国批准的 40 多种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中,最重要的几个销售额分别为: 双环醇7000 万元 / 年,丁苯酞 1 亿元 / 年,其余如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爱普列特、甘氨双唑钠、盐酸关附甲素、盐酸苯环壬酯等年销售额都不足千万元[16]。2011 年末上市的盐酸埃克替尼虽市场表现较好,到 2012 年8 月上市 10 个月销售额实现 2 亿元,但仍无法与国外每个重磅炸弹药物动则 10 亿美元以上的年销售额相比。中国的原创新药市场竞争力的提升还有很长路要走。
相对于过低的创新产品份额,中国医药市场的总量居世界前列。由于经济增长强劲,人口老龄化加剧,慢性疾病人群增长,全民医保推进等因素带来需求扩容,中国医药市场总量连年高速增长,并领衔国际新兴医药市场。2011 年即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医药市场,艾美仕( IMS) 等多家咨询公司预计在2015 年将过 1200 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药品市场。中国医药市场的巨大容量和快速增长,吸引了新一轮国际跨国公司进入,为本土制药产业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同时也将成为拉动中国制药产业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并带来与国际制药企业合作的机会,加快产业国际化进程。
3. 2 产业集中度低,但新结构成分迅速崛起。
中国制药产业的产业集中度过低。根据贝恩分类法,CR4 <35%且 CR8 <40%( CRn 为年销售额排名前 n 的企业占当年产业总销售额的百分比) 即属于极低集中竞争型,CR8 < 20% 属于分散竞争型。2010 年中国制药产业销售排名前 5 的企业占行业总收入仅 7. 85%,前 10 的企业占行业总收入仅12. 51%[17],属于分散竞争型,且与上述临界点相去甚远。而早在 1996 年,日本医药产业的 CR8 就已达 44%; 1993 年,英国医药产业的 CR4 为 35%;1991 年,德国医药产业的 CR4 为 28%[18]。相比之下,中国制药产业发展程度严重落后于国际制药强国,产业结构显现高度碎片化的本质,难以保障创新药物研发对资金的巨大需求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亦不利于形成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
伴随中国制药产业不断加快的国际化进程,近年来产业中也孕育出与国际接轨的结构成分。一方面,涌现了一批关注于高端仿制药的中外合资企业。2011 ~ 2015 年全球将有价值 770 亿美元药品失去专利保护,跨国制药公司通过与本土企业建立合资公司,抢占中国高端仿制药市场。如德国拜耳将全球普药中心迁往中国,美国的辉瑞和默克分别与中国的海正和先声制药建立合资公司。另一方面,合同研究组织(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CRO) 大量崛起。随着新药研发成本急剧增长,临床试验病例筛选难度增加,国际大型制药公司纷纷将研发中非核心和非擅长业务剥离,外包给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中国 CRO 已由 2000 年初的几十家发展到今天的 300 多家。其中技术优良、服务质量高的CRO 客户多为国外制药公司,即更多地融入国际新药研发的价值链中。跨国制药公司与本土制药公司和 CRO 合作,将带来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将有助于提高国内制药行业的科技和管理水平,加速国际化进程。
3. 3 创新能力落后,但创新潜能蕴藏深厚。
中国制药产业的创新能力还处于较初级阶段。
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原因,中国制药产业的研发主体为科研院所和大学,与生产、销售主体分离,这种格局导致了一系列弊端。
①研发融资渠道单一且资金投入过低。科研机构新药研发资金主要靠政府以课题形式拨款; 企业研发投入过低,占销售收入普遍不足2%;风险投资机制不健全,并未成为新药研发资金的重要来源。在制药强国,大型制药公司研发经费均在 15%~30% ,风险资金已成为中小型制药公司研发经费的主要来源。
②科研机构管理机制不利于新药研发。科研机构的人员评价和组织运行机制不同于企业,无法满足新药研发以项目为中心进行工程化管理的需要,且易导致研究成果与市场脱节。在发达国家制药产业新药研发主体由企业承担,科研院所进行生命科学等基础研究,学术界产业界形成合理分工。
③新药研发的组织模式较原始,主要依靠科研院所向企业转让成果。中国近年来才开始发展起少量企业内较具规模的实验室,而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即开始建立产业内部的研发部门,当前其新药研发正经历由一体化公司、全球化研发中心、虚拟组织向一体化网络的组织模式转变。总体来看,中国制药产业创新能力不但严重落后于欧美日等第一阵营,也相对落后于韩国、印度等第二阵营。
同时,中国制药产业也蕴含着利于药品创新的潜在优势,这些优势是其制药产业融入国际制药产业创新链条的接口,也是促进中国追赶制药强国的立足点。①中国具有新药研发的低成本优势。2007年在美国完成 1 项抗肿瘤药物的临床试验,费用为2 万美元; 而在中国约为 1 万元人民币,为前者的1 /17; 2011 年中国新药研发成本约为西方发达国家1 /25[19-20]。②中国拥有新药研发人才的潜在网络资源。据统计,在顶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生命科学研究论文中,目前约有 40% 主要作者是华人,2006 年,全 球 药 品 专 利 申 请 中 有 中 国 人 的 占8. 4%[21]。③中国拥有庞大中草药潜在新药资源。
现存中药材种类达 12 807 种,其中药用植物 11 146种,药用动物 1581 种,药用矿物 80 种[22]。天然物种是新药发现的重要来源,在全球新药发现愈加困难的今天其重要性尤为突显,也成为近年来跨国制药公司对华合作的重要原因。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葛兰素史克即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合作对近万种中药进行筛选和开发; 诺华继其与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合作开发“中草药天然活性物质”项目后,2006年在常熟设立其全球第八大研发中心,以中草药作为主要研发项目[23]。④出现对较新颖的新药研发组织模式的探索。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新药项目 CM082,即采用了风险投资 + 知识产权 + 外包的虚拟组织模式进行开发,分别由张江集团担任风险投资商,卡南吉公司拥有知识产权,桑迪亚承担主要临床前研究外包[24]。
转型阶段背景、特点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预示着中国制药产业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应对这种局面,关键在于利用产业中接轨的部分拉动、弥合产业中断裂的部分。在制药产业转型过程中,政府和产业界应充分利用中国快速增长的医药市场,较深厚的创新潜能,以及融入国际制药产业价值链的新产业成分,借助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产生的溢出效应,统筹多方资源和力量,全力促进产业集中度、企业创新能力、产品创新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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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华夏文化为基础,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的国际属性,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受中华文明影响较深的东方文明体系被称为“汉文化圈”,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反映。从旧石器时代的发明创造,到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一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相关论文: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从一般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表现是:有等级,无平等;有强势,无弱势;有传统,无创新;有人治,无法治;有礼节,无理性。在现实层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权威主义、机会主义、平均主义、血缘主义、功利主义。在宏观的社会效果方面,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中国文化的单向度性和强势性体现在微观的个人人格方面,主要表现为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具体表现是: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中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催生文化不均衡性和强势性的根本原因。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其中体制创新是关键。
关键词:中国文化 分析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甘肃靖远人,1964年10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理学、经济学双学士学位,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曾先后公开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5本,并获得过10多项科研奖励。)
论文正文:
什么是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所指中国文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表现出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主导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在现实层面,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并融合其他文化的一种文化存在。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里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及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文化有些什么特点?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下面谈谈本人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有等级,无平等。
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家族的等级性立足于血缘。而社会和国家的等级性是家族等级性的进一步推演。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剩余分配权。一般而言,等级越高,其所具有的分配权就越大,其享受的待遇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平等,只能是同一等级内部的平等,并没有全社会的平等。所以,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
二、有强势,无弱势。
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有的同志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人本的特点,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民本与人本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人本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范畴,而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只是民本范畴。民本的目的为了强者,是最终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人本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所以,民本只是一个局部范畴。当然,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现实主义导致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人本;因为这种以人为中心只是以少数人为中心,只是以强者为中心,而非以所有人为中心。
三、有传统,无创新。
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顽固特点。由于缺乏创新,所以中国文化实质是一种静止的文化,或是一种循环的文化。虽然有局部的变革,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枝叶的修剪或是对整体的一种修饰。其修饰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原有本质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实质的变化。这里中国文化没有创新根本原因不在自身。任何文化本身都是极具创新力的。中国文化缺乏创新,根本原因是外在力量的压抑,尤其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压抑。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创新总会遭到原有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摧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均衡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格局是:强势太强,弱势太弱。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创新除非对强势有利,否则,创新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四、有人治,无法治。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种人治文化。反过来,人治文化又促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人治的有效性,道德自律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周公在总结商殷灭亡的教训时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儒家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里修身是起点,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另外,统治者也是历来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的。因为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所以,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
五、有礼节,无理性。
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在中国古代,各朝都设有专门管理礼制的官职。在周代,礼制的管理属于宗伯,后世逐渐演变,就成了礼部。“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一、权威主义。权威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上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精神世界的不确定性。由于落后和不确定性,人们必然就有追求和向往。而权威是与追求和向往相伴而生的。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子,所以,中国具有产生权威主义的肥沃土壤。对个人来说,权威主义表现出两极的特性。一方面,个人需要和崇拜权威;另一方面,自己也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权威。在中国,权威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时间的不断强化,已进入到国民的深层意识结构中,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和巨大的。
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一般原因是:经济人假设、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但在中国,机会主义的诱因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首先,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博弈不同于工业社会由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容易诱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封建专制体制所体现的人治传统是催生机会主义的天然政治温床。再次,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文化乐园。正因为有如此雄厚的现实基础,所以中国机会主义的泛滥也就是一种必然。
三、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原生平均主义,这是人类所共有的,它不因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别而有所差别,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由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派生平均主义,它与特定的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有关,体现的是一种特殊性。
在中国,一方面存在原生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有着产生派生平均主义的更为雄厚的土壤。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不均衡一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的不均衡。经济的不均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的不均衡:一方是高度集中的完全垄断;另一方是高度分散和小规模的无序竞争。二是分配的不均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其次是政治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有:天下权力集于一人之手,等级制,权力缺乏制衡,上下级之间权力不对称等。再次是文化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以强势为中心。不均衡必然导致人们对均衡的渴求,越是不均衡,人们对均衡的渴求度就会越高。从结果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终表现就是不平均。所以,人们希望均衡,往往就会演化为对平均的追求和执着。
四、血缘主义。
血缘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血缘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以基因为准则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远近是与所含相同基因的多寡成正比例的。血缘主义的原则可以泛化到血缘圈子以外,如朋友之间的称兄道弟实质就是血缘关系的泛化。血缘主义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组织均衡,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血缘主义不利于社会化大分工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不利于社会的平等化建设,最终,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在中国,血缘主义可谓根深叶茂,所以破解血缘主义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五、功利主义。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功利主义是一个普遍范畴,中国也不例外。但在中国,功利主义表现得更为现实和具体,中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是与农业文明紧密相关的。中国现实功利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重经验,轻理论;重短期,轻长期;重局部,轻整体;重特殊,轻一般;重人情,轻法律;重迷信,轻自信。这种更重现实的功利主义很容易导致社会发展的“囚徒困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必须要有理性的约束;否则,功利主义只会导致功利主义的异化。
一、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
中国文化是一种富于弹性和随意性及人治特征的文化。文化的灵魂是价值,是规则。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凝聚、导向、整合和规范的功能。而规则本身又是人们谋利的一种手段。在强者和弱者共同参与的博弈中,如果规则不具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则博弈结果未必一定有利于强者。但在规则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的情况下,博弈结果会多数有利于强者。主要原因是:规则的弹性和随意性导致了规则有效性的降低,这时,博弈双方的结局主要取决于二者的个人实力,而不是其他因素;另外,由于规则的生成和运用本身具有强势主导的倾向,所以,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规则会体现一种为强势服务的工具倾向。所以,只有刚性的规则,才能为社会合理性提供一定的前提条件。反之,若规则随意性大,则其实际所体现的最大功能就是更多成为了为强者服务的一种工具。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假如你犯了事,这时问题就不是看你犯的事大不大,而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密切相关的。一个人越是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处理的结果对其就越有利;反之,则反之。
二、有利于坏人,不利于好人。
中国社会流行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和为贵”及取“中”的处事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处理结果一般是有利于做坏事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选择做坏事,还是选择做好事,取决于二者的成本收益分析。这里的收益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成本也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个方面。一般而言,人们总是要综合考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以期实现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由于每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一般是不同的;所以,在现实中,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可能会有不同的决策选择。
但不管情况如何,其决策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一个良好和有效的社会规则,应当满足:做坏事的个人成本大、个人收益小,做好事的个人收益大、个人成本小。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及求“和”和取“中”的价值导向,只能使本应付出成本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成本支出,本应得到收益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收益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更偏好于做坏事。因为,虽然做坏事的社会成本大,但社会并没有让其付出真正的个人成本;相反,做坏事所得到的个人收益却并没有减少多少。另外,中国文化中所潜藏的平均主义,本质上也有一种使收益者减少收益、使应付出成本者减少成本支出的价值倾向。
三、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中国,大凡处理事情,人熟不熟悉,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熟人原则实质体现的是一种血缘原则。熟人原则导致社会游戏规则的二重化。在熟人之间,是一套游戏规则;在陌生人之间,是另一套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多重化将直接增大社会的运转成本并将更多诱致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熟人原则也导致一种关系本位。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将会更偏好于拉关系,而不是将更多精力用在真正的生产方面或是真正的发展个人能力方面。所以,熟人原则最终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当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熟人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偏好熟人并非就必然不合理,这里也有个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相对于陌生人而言,人们对熟人了解更多,从而在熟人之间决策就更容易一些。一般来说,讲熟人原则不能离开社会理性,否则,就是不合理,这里更不能将熟人原则扩展为关系本位。当然,如果符合社会理性,决策或有关行动偏好熟人也未必就是一件很坏的事。社会离不开熟人,但不能有熟人本位或关系本位。
四、有利于个体,不利于整体。
中国人处理事情,更多是考虑个人效果和私人关系,而不太注重考虑社会效果和整体效应。从中国文化的一般特点看,这种只注重个人效应,忽视社会整体效应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不仅仅是个别例外。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从人本的角度看,注重个人效应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但任何个人效应都应符合社会理性原则,否则,最终吃亏的仍是具体的个人。因为只注重个人效应,不注重社会整体效应,就有可能使社会最终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循环陷阱中,不能自拔或难以自拔。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就是一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些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现象,实质也是这种情况的一种表现。中国人很聪明,在文化中也体现了一种个人的聪明主义。但这种个人的聪明主义往往只会导致整体的一种糟糕结局。所以,聪明只体现个体理性,不体现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只有转变为社会理性,才是真正的大聪明。社会理性要求不仅要考虑个人效应,也应考虑社会效应。有了社会效应,最终也会有助于个人效应的实现,而且能使个人效应得到更好和更长远的实现。
五、有利于现在,不利于将来。
将来和现在是一种从时态角度考虑的文化观。实际上,中国文化所体现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大家都是认可的。这种现实性和功利性在时态上的表现就是只有现在时,没有将来时。目前,中国社会诚信的缺乏与机会主义的泛滥都与此有极大关系。将来对现在是一种制约。从哲理的角度看,没有了将来,也就没有了现在。这里存在的情况是,虽然中国文化没有将来时,但有过去时,且对过去时是高度关注的。老祖宗不能丢。传统总是好的。祖宗是我们的权威,是我们命运的掌握者。但过去毕竟是过去,过去说明不了现在,更说明不了将来。所以,中国要发展,不能只靠过去。但过去又构成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过去、现在、将来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三者既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三者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着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
一、主子与奴才人格的两极统一。
当一个人处在强势地位时,主子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处在弱势地位时,奴才人格占主导地位。在封建等级制下,同一个人,对上级而言,他是弱势,对下级而言,他又是强势;同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权力不均衡的等级制环境下,一个人只有实现主子人格与奴才人格的有机统一,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二、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两极统一。
主子与奴才人格内生柔弱与残暴人格。当一个人是主子时,残暴人格占主导地位;当一个人是奴才时,柔弱人格占主导地位。由于同一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奴才与主子地位的不断互换中,所以,同一个人也总是处在柔弱与残暴人格的不断转换中。从中国历史来看,柔弱与残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农民人格的一个显明特点。一极是柔弱,一极是残暴,不均衡的社会制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并统一于一个主体之中。同时,残暴与柔弱又互相补充。残暴是对柔弱的一种自我平衡和补偿,柔弱又诱致和促生着残暴。
三、面子与里子人格的两极统一。
面子是一个人的形象,是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属于精神产品的范畴;里子是一个人真实的自我存在。面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在实际功能方面,面子体现了一种社会对个人的现世约束。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对面子具有较强的需求偏好,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将来约束;二是缺乏现世约束,如人治氛围浓烈;三是社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及功利主义趋向。面子情结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个人既看重别人的面子,主要原因当然是为了自己的里子;但为了自己的里子,一个人又不得不看重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形象。从经济学角度看,面子就是一个人的品牌,其最终落脚点是利益。所以,中国人爱面子,也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均衡需要。
四、自尊与自卑人格的两极统一。
封建等级制和贫困等原因促使人们形成自尊心与自卑感都很强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处在弱势时,会加重人们的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处在强势时,又会衍生出强烈的自尊心态。另外,自尊与自卑人格又互相包涵和转化。主要原因是:一是由于自卑更多是由外界条件所致,所以,对自卑者而言,这种自卑感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自卑者的深层心理是:别看你强,只要条件相同,我也会和你一样。所以,外生的自卑只会激发内生的自尊。二是自卑本身也是自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三是自卑是追求自尊的心理前提条件。有了自卑感,才会促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实现自尊的行为。
五、内圣与外王人格的两极统一。
内圣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种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构成。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从理论层面看,中国文化总的价值趋向是:内圣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外王事功不过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的就是这种逻辑。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是互补和相反的。现实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论上最提倡的。从现实的层面看,外王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内圣则是内王的逻辑结果。内圣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
在一个人治的专制主义环境中,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依靠暴力推翻专制统治,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种是与专制统治合流,通过内圣途径实现外王目的。当然,如果你不想选择建功立业,也可以选择消极无为,这也是统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对的。内圣与外王体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就是:社会需要个人以内圣为主导,以外王为逻辑结果;个人需要以外王为主导,以内圣为逻辑结果。这种情况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是内圣与外王双重人格的两极统一。
中国文化总体体现的是一种强势和等级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文化的不均衡性和强势性?专制制度是根本原因。
首先,文化的灵魂是价值观,而价值观实质是一种制度的存在形式,而制度的演进又总是具有利益取向和强势主导的特点。马克思说,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主体为什么要积极推动制度变迁,核心是主体自身利益需求。任何自然都不具备主观能动性,只有社会主体才有主观能动性去推动制度变迁。而大量社会主体为什么有积极性去推动制度变迁,前提条件就是利益。另外,引致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多元的,但不同主体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个单个的人,就是一个主体,一个集团,也是一个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当某一主体处于社会核心权力位置时,该主体就具有了强势地位。所谓社会核心权力位置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位置,一般是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的一个集合。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大;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小。
其次,封建专制制度造就的官僚集团是封建社会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维持文化为强势服务的特性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要求和需要。所以,历代统治者总是要竭力维持这种文化传统,并不断采取措施更加完善其为统治者服务的特性。
再次,能否说小农经济是产生专制文化的根本?答案是:经济是基础条件,但不是根本和决定条件。说经济决定一切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说法。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应当是一个互相嵌套的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对历史的发展作用是不同的,问题取决于谁是瓶颈因素。谁是瓶颈因素,谁就是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决定变量。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看,小农经济也并非一定导致专制文化。
第四,中国的专制文化是与专制制度相始终的。专制制度需要专制文化,专制文化又依赖专制制度而存在。
所以,中国的封建专制等级制度是促生文化不均衡性和强势性的根本原因。
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伴随文化的现代化,必须要求人们在意识深处体现一种平等、法治、民主、人道、自由、自信等理念。但由于几千年的文化沉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政治、经济等现代化相比较,任务将更为艰巨和困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其中体制创新是关键。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所以,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所以,中国要取得长期发展,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为创新提供充足动力,这里关键是在制度设计上要为创新提供充足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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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学界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基本都是以打工人口大省如江西和河南等的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而以西北地区的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尚不多见。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留守儿童心理特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留守儿童是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劳动力大幅度转移而产生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关乎一个孩子未来能否健康成长的民生问题,更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计。笔者通过调查得知,目前很多留守儿童在心理上出现了任性、自卑、封闭等特点,所以加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就已势在必行,笔者希望为留守儿童健康心理的养成贡献绵薄之力。
留守儿童这个词语最近在各大新闻媒体上频频出现,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和充满渴望的眼神。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让更多的人告别黑土地,进入城市以找寻更好的就业机遇和糊口渠道。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导致这些农民工虽然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与时间,但却得不到相应的薪资报酬和各项福利。繁重的体力劳动、简陋的生存空间、昂贵的借读费应用、餐风雨露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根本无暇再来顾忌子女的培养和教育。于是,他们便把孩子留在家乡让年迈的父母照顾,而这个孩子就成为了留守儿童。很多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发现留守儿童与在父母身边长大的普通孩子在心理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关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研究成为众多学者广为追捧的课题之一。
截止到2013年,我国的留守儿童已经超过1300万人次,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留守儿童都像媒体报道那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积极向上,乐观懂事。爱哭爱笑、爱玩爱闹是这些留守儿童与普通儿童的共性。但我们不能否认,由于自小缺少父母的关爱,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父母亲的引导,学习上也没有人帮助和辅导,爷爷奶奶只会考虑到是否吃饱穿暖,不会想到如何在培养健康的人格和塑造良好的情感上下工夫。所以,少数留守儿童出现的心理问题也必须要引起重视。
(一)自私、任性的心理特点
“隔代亲”是民间的老话了,老人把对子女的爱转嫁到下一代身上,由于亲生父母不在身边,祖辈们会给予孩子们更多的爱和关心,但是老年人没有经过系统的心理健康知识培训,也没有适当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只是一味呵护与纵容,对于孩子说谎、逃学、打架这种行为也熟视无睹,即使有所管束,也是含糊其辞,不忍责骂的心态极易养成孩子自私、任性的性格。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偶尔回家便会带回礼物,为了补偿孩子,千方百计满足孩子的一切欲望,包括蛮横无理的要求。久而久之,孩子利用父母的亏欠和祖辈的宠爱更会肆无忌惮的任性,这样的心理又怎么会健康呢?
(二)依赖、自卑的心理特点
网络技术更新换代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上一秒发生的大事在这一秒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会知道。而对于留守儿童的新闻也是屡见不鲜,有的新闻记者为了赚取大众眼球,编造或者扩大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加之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度又不够,往往只是道听途书。一些物质丰厚的爱心人士为这些孩子捐衣捐物,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与设施,但这样的救济只是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孩子们开心的领完奖品后丝毫体会不到这些爱心人士的用意,而且有的记者充满诱导性的语言让孩子误以为,贫穷就可以无条件地接受他人馈赠,而不需要付出努力。原本的善举竟然使这些年幼的孩子衍生出变异的价值观是多么可怕啊?依赖他人的心理特点对今后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
(三)孤僻、封闭的心理特点
由于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爷爷奶奶的年龄大又要掌管家中大小事,部分留守儿童长期处于独处的状态,他们没有玩具,没有朋友,没有亲情的浇灌。他们有的长期寄情于电视,并模仿电视剧中的古惑仔等人物,用粗俗的语言掩饰内心的渴望被关怀;有的和家里的小猫小狗说话,长期自言自语,不爱与人接触,甚至惧怕和人说话。长期下来,这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弱化,性格越来越孤僻。尤其在农闲时节,村里的赌博成风,无所事事的小青年整日在赌桌上醉生梦死,有一些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也会参与其中,试想,这样环境下生存的孩子会形成怎样的心理呢?
留守儿童的健康心理养成是一项需要多方力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系统工程,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因此,要以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为基础做好留守儿童心理防护线。
首先,家长必须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根据笔者调查发现,父母双双外出打工的子女心理问题发生的概率远比父母一方在家照顾子女的发生概率要高很多。所以在经济条件允许下,最好一方留在家里陪伴孩子,即使不能,也要密切与孩子进行沟通和监督,与孩子的监护人要定期做好交流,通过第三方视角侧面打听到孩子的近况,就孩子身上发生的各种不良行为、心理问题、情感问题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觉。比如,可以通过与孩子通信的方式,给予孩子一个袒露心声,轻松自由的平台,以更好的掌握孩子的心理动态。
学校承载着教书育人的主体任务,所以,学校必须要加大对留守儿童的特殊教育,主要是从心理视角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情感安慰。教师必须要端正教学态度,将成绩与学生的全面发展相协调,强化素质教育,对待留守儿童身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要保持“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进行疏导和教育。
社会是一个大熔炉,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归根结底还需要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相当匮乏,因此应建立相应教育监督体系,增强优质教师的农村流动性,选派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为留守儿童打开生命的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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